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处在烽烟四起、兵荒马乱的年代。历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和封建制度的奴役。

    在解放前，我家在宜兴范道有几处田产。其中在北塍东高头有二十余亩地，民塘区有低洼田三亩，小圻里河东、河西合计两亩。租田加上自有田近三十亩地，这在村里也算是种田大户，所以急需劳动力。我第二次缀学回家后，和父亲、哥哥一起挑起了种田重担。一年四季，从种植到收割、从罱泥积肥到耥稻拔草，重活脏活样样都干。

    种田，栽秧拔草是个技术活。栽秧时大家成雁字形排列，马步扎稳，收腹弓腰，将秧苗用"蟹钳指″插入泥土。一人六行，速度要快，质量要高。太浅就成了浮秧、太深则成了僵苗。

  拔草更苦，秧插了十天后，水田里便杂草丛生。用食指和中指插入泥水中几寸，将草根"全须全影″地拔起。要"斩草除根″，不然几天后杂草就会"死灰复燃″。三十亩田的杂草拔下来后，我的指甲就开始脱节，边上开始腐烂。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站在水田中，腿上如果发痒，那肯定就是"中镖″了。爬上田埂，脚上必定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蚂蝗。原先会手忙脚乱，用手去扯，可是，不是连着腿上的皮一起撕下，就是把蚂蝗扯下半截来，吸盘还沾在腿上，血淋淋的。后来就见惯不惊了，必须用手掌拍腿，把蚂蝗震下来。否则腿上被叮咬处会皮肉溃烂，难以愈合。在拔草时，我苦中作乐唱着民谣:"日落西山似火烧，蚂蝗好比金刚钻，稻棵好比双面刀。

    我的家乡端圩，是全宜兴最低洼的"锅底潭″。三年两头遇洪涝灾害，必须整天整月地"车大水″。每次车完水，我的脚底会冒出许多血泡，人累的精疲力尽，腰酸背疼。车水也有一首谚语:"种田人来车水苦，腰捎棍子走空路，轴心滚滚口中喊，滴滴汗水浇稻棵″。

    我家田多，冬天必须罱泥积肥，罱河泥是所有农活中最累的。我与哥哥是常年的搭档，将船摇至北滆湖、马公荡、西氿等河面开阔处，哥在船头罱河泥，我在船梢来撑篙。一九四九年的冬天，三九严寒天，我俩依然顶着凛冽的寒风，在河道里劳作。由于风势渐大，我心急忙慌，手中的竹篙与哥哥的罱泥杆相撞，我被震的掉进了刺骨的冰河里。当我爬上岸后，嘴唇冻得"彻紫″，躲在被窝中瑟瑟发抖，半天多没缓过劲。

"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相对而言，诸般农活中，我最喜欢的是放牛。我家有头大牯牛，家里耕田、拉磨全靠它。春光明媚时，靠它耕田翻土；秋色萧疏时，也要靠它碾米拉磨。大牯牛披星戴月，日夜耕耘，它循规蹈矩、任劳任怨，是我家扛活的主力军，所以必须好好对侍。铡草拌料、喂草喂水好好的"伺候″大牛。农闲时，我便牵着牛到野外去吃草，端圩的九里长圩是放牛的最佳去处。几百亩的草地一望无垠，我骑在牛背上，随着牛穿过草地、游过大河，心中似有展翅翱翔之意。我们放牧的据点在上三圻至东塍村之间的城隍庙和八角庙的遗址边。传说中这两座庙有上千年的历史，后来，庙里的砖瓦石块全被日本鬼子拆了去，造了炮楼，只留下满目疮痍。但，这里却是我们放牛童的乐园，我们在废墟的瓦堆中捉蟋蟀，去树上掏鸟窝，其乐无穷。

    一九四九年，淮海战役结束后，全国人民迎来了解放战争胜利的高潮。四月二十四号宜兴解放，大多数学校恢复了教育。我在放牛时，时常见到从官林方向到宜兴去上学的中学生们。我的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渴望，期盼着也能返校继续读书。在一天中午，我鼓足勇气向父亲提出了这个强烈要求。

    当时，全端圩村只有两名富家子弟在读中学，而我家贫困，耕地多，缺劳动力。更为关健的是缺学费，初中一年的学费要十担稻钱，家里实在是囊中羞涩。

    这时，舐犊情深的母亲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先到我家大姐家借两担早秈稻，权当报名费，以后的费用我们再慢慢想办法。就这样，我如愿以偿。

  那年我十八岁，以前，家人、劳动就是我的大学，而端圩这片土地就是我的课堂。从此后，我将告别这里，我的家乡和亲人们；从此，我将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蒋柏元

(由蒋李红根据父亲的回忆整理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