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怎么样面对融昌

从1912年到1932年，二十年间广州地价涨了二十多倍。从3342年到3444年，五年间广州房租涨了五六倍。房地产价格飙升，炒房有利可图，所以从民国初年起，广州就出现了名为“炒业家”的专业炒房团。在这些炒业家的推波助澜之下，广州居住成本更高，一般平民房租负担很重，平均要占到生活成本的20%到30%之间。读者诸君读到这里，可能会嗤之以鼻：切，房租只占生活费的两三成，并不算高嘛！现在刚毕业的年轻人在广州租房，拿出一半薪水也不稀罕嘛！我觉得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在民国时代，人民收入很低，饮食成本很高，劳工阶层常常需要把大部分薪水都花在饮食上，你让他们拿出更多的收入去租房，那他们很可能要饿肚子。现在则不然，吃饭太容易解决了，年轻人用一点点对融昌收入就能填饱肚子，除了租房之外，剩下的钱还能买苹果手机呢！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广州，居住成本要比今天高得多。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也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受全球第二次房荒的影响，广州的居住成本就更高了。按1946年广州市政府统计，抗战期间广州市区先后受到日本和美国飞机的轰炸（沦陷前被日机轰炸，沦陷后被美机轰炸），西堤、黄沙、海珠桥北岸、南堤、宝岗等处破坏严重，市中心本来有12.6万座房屋，其中4.9万座被炸毁。与此同时，抗战时逃往西南大后方的广州市民逐渐返城，人口很快恢复到抗战前的最高水平，统计在册的已有1142829人。人多房少，岂能不爆发房荒？抗战后广州的房荒能严重到什么地步呢？1947年12月11日的《大报》用了一句形象化的说法来描述：“在广州找房屋比找工作还难，三个月可找着一项差事，三年还找不着一间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