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没有单独给范增写传，但在楚汉分争的问题上，范增是绕不开的话题。

每次想到范增被项羽气得告老还乡，半路毒疮发作而死时，我都特别心疼。心疼这位空有一身抱负却未遇明主的倔老头。

在家喜出奇计，在本该颐养天年，享受子孙满堂之福的时候，他却雄心未泯，毅然放弃安逸的生活，选择投奔项梁，一心想把自己的智慧献给反秦事业。

那一年范增七十岁。

项梁不幸战死。范增成了项羽的谋士，被尊称为“亚父“。这样一位智慧老人，竟落得如此下场，除犯了智商高，情商低的错误外，还因跟错人，站错队。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当官最重要的是什么？溜须拍马？欺上瞒下？不，当官最重要的是站队。千万不能站错队。只要不站错队，大方向就算走对了。就像一个人走得快慢不重要，重要的是方向别错了。如果方向错了，走得越快，只会离目的地越远。

当初范增没有选择秦始皇或刘邦等其他什么人，果断地站到项梁这一边，现在分析应该是正确的。当年陈胜反秦战败，范增曾建议项梁拥楚怀王的后代为王。这是政治远见，也为昭示天下。这种判断能力，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

范增有这样的眼光，项梁也接纳了。

自从跟随项羽后，范增却似乎成了古董在客厅里摆设，只供欣赏，或充当门面，没起实质性作用。也就是说他提出的建议很多没被项羽采纳使用。项羽英勇善战，不按套路出牌，战果累累。可是在玩政治手腕方面，却比刘邦差远了。项羽和范增在性格与脾气上差不多属于同一类人。

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打天下，能合作愉快吗？答案是显然的。他们像鸡蛋碰到鸡蛋，碰出了裂缝。

鸿门宴上，范增建议项羽趁机杀了刘邦。项羽被刘邦“真诚”的态度所蒙蔽，心慈手软，放虎归山。让刘邦在巴蜀得到喘气的机会，才有了后来韩信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刘邦杀回彭城，再战荥阳。

荥阳之战时，范增又建议项羽乘胜追击，不要和刘邦议和。这个建议项羽只听了几天，很快就被陈平盯上这两个有裂缝的“鸡蛋”，利用离间计把范增给弄走了。这才有了项羽的乌江自刎，也成就了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霸业。

一切都是性格使然。

提到范增，我们自然会把他和张良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同样是谋士，张良能认清自己的位置，处世有方。开始当刘邦是朋友，自己的韩王死后，只把刘邦当君主。知道刘邦有不妥之处时，不会直接指出，而是采用婉转的方式，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

而范增性格直率，有想法时直接指出。如果对方没有接受就发脾气，或甩手走人。论政治观察力和才智谋略，范增绝不逊于张良。

这样的范增遇到恃才自傲，刚愎自用的项羽，才会让刘邦和陈平钻了空子，直至两败俱伤。

这老头的倔脾气不但表现在为人处事方面，还表现在选择站队上。他不像韩信、陈平、英布那样见机行事，良禽择木而栖，跑到刘邦手下成就一番事业。而是一站到底，永远站在项羽这一边。

这样的忠心容不得对方一丝一毫的怀疑。当项羽被陈平离间，怀疑范增与刘邦有私交时，范增才彻底心寒地离开了。绝无二心的谋士，竟被项羽猜忌，郁郁寡欢，辞官归里，途中气病死，真是可敬、可悲、可叹。

就如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一样，范增是失败这一方，是个倔老头，但他仍然让我敬佩。

我身边不少像张良这样，说话滴水不漏，做事进退自如的人，也有像范增这样黑白分明，直言不讳的朋友。如果论做事我可能愿意和前者一起，但做朋友我选择后者。

说实话，我挺怕与说话、做事滴水不漏的人相处。因为太完美了。完美得只能远观，不能接近。完美得让人觉得不真实，不可信，不可靠。很多时候无法分辨真实的想法和意图。就像看一个黑漆漆的无底洞，不知底部藏着什么。

范增走了，带着世代后人的痛心与警示，也带走了楚王朝。世间还有不少范增，愿有与之相伴的伯乐懂得去珍惜。

有民间传说范增是诈死。实际上他已经乘船来到浙江省天台山的九遮山，隐姓埋名居住在山洞中，为民治病，造桥铺路方便行人。依然关心国事的他，听到项羽自刎乌江后，痛哭道:”竖子不听吾言，终有今日!”于是人们知道他就是范增。

他却一脸淡漠地说：“范增早死彭城，哪里会到这里来!”不久人去洞空，不知所终。

我更愿意相信这传说，起码让我知道他最终能像张良那样：彻底放下，隐居深山， 过一段清心寡欲的晚年生活。这才是作为一名杰出谋士，范增该有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