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家人忽略的姥姥

准备下笔写姥姥了，突然发现，或许她去世年头长了，或许她在家里无足轻重，或许我那时太小，绞尽脑汁仔细回忆，仍想不出几件跟姥姥相处的事情来。

只知道姥姥姓乔，比姥爷小几岁，生了七个孩子，三男四女。

印象中姥姥是把头发扎起来的，在脑后盘成圆圆的髻，她总在忙完了家务的上午，晒着太阳坐在板凳上慢条斯理地梳头，她的头发黑且长，垂下来大概能齐腰。她有一口整齐白白的假牙，说话或者舌头活动幅度大时，一排上牙就掉下来，只得用手把牙安好。出门时，她喜欢在头上罩一块浅蓝色格子大手绢，两端别在耳后，走起路来，手绢尾端随着脚步有节奏的摆动。她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常穿斜襟黑袄，黑色松腰裤子，尖口黑色布底鞋，虽然她也裹了脚，看起来比我奶奶的脚要大些。她的裤脚用黑色带子扎起来，整个人像个圆规。她总是很安静平和、很有耐心的样子，我从没见过她生气发火，也没见过她跟哪位吵过架。

姥姥是典型的山里人，一辈子几乎没怎么到过外面，听我妈说，要不是那年她生病住院时，跟着去医院伺候我妈，她都没机会坐过火车，到过县城。

从我家到姥姥家有15里路，一半平路，一半是山路，因地处黄土高坡，山路很不稳定，夏天一场暴雨就把路冲的沟沟壑壑，如不小心踩空就会掉进很深的坑洞里；冬天路上积了雪，上山更加困难，要带上铁锹一边走一边铲冰雪。有段坡路很陡，上山的时候爬很费力，而到了下山，站都站不住，胆大的一溜小跑下来，胆小只好坐在地上往下溜。一次跟姥姥回她家，爬到山腰，姥姥说她累了，要歇下脚，只见她从怀里掏出叠的齐整的格子手绢包，小心打开，取出一片用塑料膜包装的去痛片吃下，后半程的山路，她走的轻松了许多。

在我妈生我小弟时，我曾在姥姥家住过一段时间。姥姥有空时会带我去串门，还拿铜制的小锤子给我剥西瓜子吃，瓜子的味道已全忘了，只记得那把小锤很精巧，我没在其他地方看见过。她家有一片枣园，初秋一场雨过后，地上落了很多青枣，她把青枣拾回家，洗干净，埋到还没熄灭的炉灰里，过几个小时焖熟了给我吃，焖熟的青枣口感绵软，易消化。

姥姥家没有暖水瓶，她用咖啡色带盖厚瓷罐作温水罐，做饭时把烧开的水倒进温罐，再把温罐放到灶台边最暖的地方保温，总见她把温罐擦的光亮。她家有一个黄铜汆壶，外形像带手柄的火炬，把水灌至六七分满，再把汆壶直径窄的那头伸入炉中，点上柴火几分钟就可把水烧开，如果温罐里没水，姥姥常用汆壶给我们烧水喝。

姥姥大概不属于心灵手巧型的，我奶奶做针线活非常厉害，曾评价她做的针线活不甚美观；我妈也曾抱怨过，十来岁就开始给自己做鞋了。但姥姥很会腌酸菜，她做的酸菜颜色鲜亮，酸脆开胃爽口，就上她蒸的黄澄澄的玉米面窝头，真是太好吃了。酸菜是我们那一带家家户户冬季必做的，但少有人像姥姥做的那么好吃。即使过去四五十年了，我吃过了南北大菜，想起姥姥做的饭菜，仍然会流口水。

姥姥似乎总在围着家人在转，做饭洗衣，生儿育女，照顾孙子，一年又一年，已到花甲之年，身体尚可，润物细无声般的存在着。她既不跟谁索要，也没表现出什么不满，谁也没想到她也有绷不住的那一天，她做了一件让家人永远记住的大事，1976年9月11日，姥姥喝农药自杀了。那天是农历八月十八，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去世后的第三天。这件事迅速传遍了周边的村镇，一时间大家都在猜测，究竟是谁把姥姥逼上了绝路。

有一种说法是姥爷。姥爷脾气不好，我亲眼见过他从地里劳动后回家，见姥姥的饭还没做好，劈头盖脸地冲她一顿发火。姥爷是家里的主事的，大事小事只他一人说了算，三舅妈是姥姥的亲侄女，姥姥知道她性格不好，不同意她跟三舅的婚事，可姥爷根本不听，仍然坚持让三舅把她娶回家。

还有一种说法是三舅妈。自从她进了樊家门，姥姥就对她关怀备至。她生两个孩子坐月子，都是姥姥伺候的，里里外外把她照顾得比亲闺女还要好。山里冬天非常冷，姥姥姥爷害怕她和孩子受冻，把他们住了几十年的窑洞让给她住，而两位花甲老人只得去别处借住，尽管如此，三舅妈还时不时给姥姥脸色看。过年时，姥姥要给四姨带点自家产的花椒，用秤称了说六两，三舅妈一直在一旁盯着，黑着脸当面驳斥她：“明明是八两？为啥说六两？”有人说姥姥是为六两花椒气死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姥姥发现她在窑里放的一罐现洋没了。就发生在三舅和舅妈住着的那孔窑里，姥姥有苦却倒不出来，气的走了绝路。姥姥下葬后的第二天，姥爷便把在另一处埋的现洋挖出来，平分给了三个舅舅。挖现洋的时候姥爷喊我妈一起去，我妈没去。

姥姥去世时六十七岁，也许她在家里长期被忽略的缘故，我不知道姥姥的生日，家人们也从来没给她过过生日。而姥爷则不同，从六十岁起，每年都给他过生日。他的生日是正月二十，虽是初春时节，隆冬余威犹存，人越往山顶走，风刮得越大，把山上的松树刮得左摇右摆，在山路上的人稍不留神似乎就能被风带跑，冷风带着沙粒刮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的疼。尽管如此，我爸妈仍然会带着我们一起浩浩荡荡去给姥爷去祝寿，当地风俗，出嫁的女儿、孙女都要给老人过寿的。姥爷跟三舅生活，每年姥爷生日这天，三舅妈会准备过年的几大碗肉菜，再熬煮一大锅金瓜烧肉粉条菜，做饸饹面招待大家。记得四姨父的饭量极大，能吃七八碗饸饹面。他吃饭速度很快，这边人们刚端第一碗，他已经开始盛第二碗了。

大舅妈事后回忆，姥姥自杀前曾跟她说，“过几天，就等的吃我的饸饹面吧。”当地有人死了吃饸饹面的风俗，姥姥说这话是给她一些暗示，而她却以为只是姥姥的一句玩笑话而已。

据说，农药是社员们春天种棉花时拌棉籽剩下的，早被姥姥藏起来，一直等到中秋后才喝下，这期间姥姥经历了多少煎熬，亲人们无从知晓。

姥姥在最后阶段仍想着把对亲人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她在选择日子上也颇费心思，过了举家团圆的中秋节，等三舅妈的二龙出了满月，自己洗了脸、泡了脚，梳好头，换上干净衣服，到不常住人的窑里，喝下了农药……在没吃完的碗里，留下一撮泡发的干酸菜和半个硬梆梆的窝头。

姥姥下葬后不久，村子里就开始闹鬼，天还没黑，家家户户都纷纷关上大门，不敢外出了。没听说村人们看到过什么，但大家都感到害怕，三舅妈仍住在姥姥出事的院子里，尤其感到害怕，她把属于姥姥的遗物一件不留，全都烧了。听我妈说，连她放在姥姥那里的手套都当遗物烧掉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姥姥的灵魂附体到三舅妈娘家嫂子身上，附体后那人说话的声音和节奏跟姥姥一样，她哭着对三舅妈娘家人说她是冤死的，她的现洋丢了，让他们把现洋归还给三舅。这一出可把三舅妈的娘家人吓坏了。

因为姥姥走的太突然，那段时间，我妈常感到自责和难过。她常念叨，“咱家太穷了，我娘来住的时候，都没吃顿像样的饭菜。早知道这样，就是借也要给她吃顿好面啊。”“一天都没给我娘尽过孝，哪怕生个病，让我伺候几天，也会心里好受些。”

姥姥去世至今已45年了，每当跟我妈的亲人们聚在一起时，大家仍然会提起姥姥，说起姥姥的死因，那个似乎永远也解不开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