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努尔哈赤得到消息，孙承宗回京了。他之所以回去，不是探亲，不是述职，也不是作检讨，而是彻底退休。必须说明的是，他是主动提出退休的，却并不情愿，他不想走，却不能不走。因为他曾无比依赖的强大组织东林党，被毁灭了。
关于东林党的覆灭，许多史书上的说法比较类似：一群有道德的君子，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一群毫无道德的小人，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个说法，那是相当的胡扯。事实上，应该是一群精明的人，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另一群更为精明的人，最终失败。许多年来，东林党的失败之所以很难说清楚，是由于东林党的成功没说清楚。而东林党的成功之所以没说清楚，是由于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这不是顺口溜。其实一直以来，在东林党的兴亡之中，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玄机，很多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不说。凑巧的是，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对于某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不足为人道的玄机，有着很难说清楚、不足为人道的兴趣。于是，在查阅分析了许多史籍资料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东林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强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于强大。
万历四十八年（1620），在杨涟、左光斗以及一系列东林党人的努力下，朱常洛顺利即位，成为了明光宗。
虽然这位仁兄命短，只活了一个月，但东林党人再接再厉，经历千辛万苦，又把他的儿子推了上去，并最终控制了朝廷政权。
用正面的话说，这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意志顽强，坚持到底。用反面的话说，这是赌一把，运气好，找对了人，打对了架。
无论正面反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东林党能够掌控天下，全靠明光宗死后那几天里杨涟的拼死一搏，以及继任皇帝的感恩图报。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而言，只要皇帝说话，什么事都好办，什么事都能 办，可是明朝实在太不一般。明朝的皇帝，从来不是说了就算的，且不论张居正、刘瑾、魏忠贤之类的牛人，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给事中，天天上疏骂人，想干啥都不让，能把人活活烦死。
比如明武宗，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就来，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示威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
换句话说，皇帝大人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你让他帮东林党控制朝政，那是不太现实的，充其量能帮个忙而已。
东林党掌控朝廷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打败了朝廷中所有的对手，具体说，是齐、楚、浙三党。
汪文言，就是编外公务员中，最狡猾、最会来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汪文言的官场生涯，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他是监狱的看守。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
由于业务干得相当不错，在上级（收过钱的）和同僚（都是同伙）的一致推荐下，他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
值得表扬的是，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很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人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
就这样，汪文言的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宾客盈门，什么人都有，既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仪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
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汪先生逐渐威名远播，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
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只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
这个人叫于玉立，时任刑部员外郎。
这位于员外郎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
汪先生岂是县中物，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可几个月下来，汪文言发现，自己县里那套，在京城根本混不开。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儿就没人答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是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这可就真了不得了，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上下打点，左右逢源。
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但这位风云人物，依然还是个小人物。
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答理他的，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
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在他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王安。
要论出身，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估计也只有太监了，所以这两人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心理障碍。
当时的王安，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可这位太子也不吃香，要什么没什么，老爹万历又不待见，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没人去答理他。
但汪文言恰恰相反，鞍前马后帮他办事，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除了女人，什么都给了。
王安很喜欢汪文言。
当然，汪文言先生不是人道主义者，也不是慈善家，他之所以结交王安，只是想赌一把。
一年后，他赌赢了。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的那个夜晚，当杨涟秘密找到王安，通报老头子即将走人的消息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汪文言。杨涟说，皇上已经不行了，太子应立即入宫继位，以防有变。王安说，目前情形不明，没有皇上的谕令，如果擅自入宫，凶多吉少。
杨涟说，皇上已经昏迷，不会再有谕令，时间紧急，绝不能再等！王安说，事关重大，再等等。僵持不下时，汪文言用自己几十年宦海沉浮的经验，作出了一个判断。他对王安说：杨御史是对的，不能再等待，必须立即入宫。一直以来，王安对汪文言都极为信任，于是他同意了，并带领朱常洛，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皇宫，成功即位。
这件事不但加深了王安对汪文言的信任，还让东林党人第一次认清了这个编外公务员、江湖混混的实力。
继杨涟之后，东林党的几位领导，大学士刘一璟、韩爌，尚书周嘉谟，御史左光斗等人，都和汪文言拉上了关系。
就这样，汪文言加深了与东林党的联系，并最终成为了东林党的一员——瞎子都看得出，新皇帝要即位了，东林党要发达了。
但当他真正踏入政治中枢的时候，才发现，局势远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
当时明光宗已经去世，虽说新皇帝也是东林党捧上去的，但三党势力依然很大，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山东人给事中亓诗教为首的齐党，和以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为首的楚党，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三党的核心是浙党，此党的创始人是前任首辅沈一贯，一贯善于拉帮结派。后来的接班人、现任首辅方从哲充分发扬了这一精神，几十年下来，朝廷内外，浙党遍布。
齐党和楚党也不简单，这两个党派的创始人和成员基本上都是言官，不是给事中，就是御史，看上去级别不高，能量却不小，类似于今天的媒体舆论，动不动就上疏弹劾，兴风作浪。
三党分工配合，通力协作，极不好惹，东林党虽有皇帝在手，明里暗里斗过几次，也没能搞定。
关键时刻，汪文言出场了。
在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后，汪文言判定，以目前东林党的实力，就算和对方死拼，也只能死，没得拼。
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东林党的这帮大爷都是进士出身，个个都牛得不行，进了朝廷就人五人六，谁都瞧不上谁，看你不顺眼也不客套，恨不得操板砖上去就拍。
汪文言认为，这是不对的，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必须转变观念。由于汪先生之前在基层工作，从端茶倒水提包拍马开始，一直相当低调，相当能忍，所以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要会来事，朋友和敌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秉持着这一理念，他拟订了一个计划，并开始寻找一个恰当的人选。
很快，他就找到了这个人——梅之焕。梅之焕，字彬父，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选为庶吉士。后任吏科给事中。此人出身名门，文武双全，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朝廷阅兵，他骑匹马，没打招呼，稀里糊涂就跑了进去，又稀里糊涂地要走。阅兵的人不干，告诉他，你要不露一手，今天就别想走。梅之焕二话不说，拿起弓就射，九发九中。射完啥也不说，摆了个特别酷的动作，就走人了（长揖上马而去）。除上述优点外，这人还特有正义感，东厂坑人，他就骂东厂，沈一贯结党，他就骂沈一贯，是个相当强硬的人。但汪文言之所以找到这位仁兄，不是因为他会射箭、很正直，而是因为他的籍贯。
梅之焕，是湖广人，具体地说，是湖北麻城人。明代官场里，最重要的两大关系，就是师生、老乡。一个地方出来的，都到京城来混饭吃，老乡关系一攀，就是兄弟了。所以自打进入朝廷，梅之焕认识的，大都是楚党成员。
可这人偏偏是个东林党。有着坚定的东林党背景，又与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好，这正是那个计划所需要的人。
汪文言认为，遇到敌人，直接硬干是不对的，在操起板砖之前，应该先让他自己绊一跤。
三党是不好下手的，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把三党变成两党，就好下手了。在仔细衡量利弊后，他选择了楚党。因为在不久之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虽然张居正大人已经死去多年，却依然被人怀念，于是朝中有人提议，要把这位大人从坟里再掘出来，修理一顿。
这个建议的提出，充分说明朝廷里有一大帮吃饱了没事干，且心理极其阴暗变态的 王八蛋。按说是没什么人理的，可不巧的是，提议的人，是浙党的成员。
这下就热闹了，许多东林党人闻讯后，纷纷赶来骂仗，痛斥三党，支持张居正。说句实话，当年反对张居正的时候，东林党也没少掺和，之所以跑来伸张正义，无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提议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三党提出的，就是错的，对人不对事，不必当真。梅之焕也进来插了句话，且相当不客气：
“如果江陵（指张居正）还在，你们这些无耻小人还敢这样吗？”话音刚落，就有人接连上疏，表示同意，但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支持他的人，并不是东林党，而是官应震。
官应震，是楚党的首领，他之所以支持梅之焕，除了两人是老乡，关系不错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死去的张居正先生是湖广人。
这件事情让汪文言认识到，所谓三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只要动动手脚，就能将其彻底摧毁。
所以，他找到了梅之焕，拉拢了官应震，开始搞小动作。至于他搞了什么小动作，我确实很想讲讲，可惜史书没写，我也不知道，只好省略，反正结论是三党被搞垮了。此后的事情，我此前已经讲过了，方从哲被迫退休，东林党人全面掌权，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任光禄丞，邹元标任左都御史等。之所以让你再看一遍，是要告诉你，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
这就是东林党成功的全部奥秘，很明显，不太符合其一贯正面光辉的形象，所以如果有所隐晦，似乎可以理解。
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同学们，现在我们来讲下一课：东林党的失败之路。
在我看来，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如果要在这群人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
虽然前两个人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和地位，他们与赵先生压根儿就没法比。
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待了二十多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最高领导人（或者叫精神领袖）是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顾宪成、邹元标以及赵南星。
顾宪成已经死了，天启二年（1622），邹元标也退休了，现在只剩下了赵南星。
赵先生不但在东林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政府里也占据着最牛的职务——吏部尚书。一手抓东林党，一手抓人事权，换句话说，赵南星就是朝廷的实际掌控者。
但失败之根源，正是此人。
天启三年（1623），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是京察年。所谓京察年，也就是折腾年，六年一次，上级考核各级官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万历年间的几次京察，每次都搞得不亦乐乎，今年也不例外。按照规定，主持折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也就是说，是赵南星。赵南星是个很负责的人，经过仔细考察，列出了第一批名单，从朝廷滚蛋的名单，包括以下四人：亓诗教、官应震、吴亮嗣、赵兴邦。
如果你记性好，应该记得这几位倒霉蛋的身份：亓诗教，齐党首领；赵兴邦，浙党骨干；官应震、吴亮嗣，楚党首领。
此时的朝政局势，大致是这样的，东林党大权在握，三党一盘散沙，已经成了落水狗。
很明显，虽然这几位兄弟已经很惨了，但赵先生并不甘休，他一定要痛打落水狗。
这是一个很过分的行为，不但要挤掉他们的政治地位，还要挤掉他们的饭碗，实在太不厚道。
更不厚道的是，就在不久之前，楚党还曾是东林党的同盟，帮助他们掌控政权，结果官应震大人连屁股都没坐热，就被轰走了。
这就意味着，汪文言先生连哄带骗，好不容易建立的牢固同盟，就此彻底崩塌。赵大人在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同时，也不忘给这四位下岗人员一个响亮的称号——四凶。为此，他还写了一篇评论文《四凶论》，以示纪念。跟着这四位一起走人的还有若干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身份：三党成员、落水狗。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赵大人不给饭吃，就只好另找饭馆开饭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体贴地对他们说，在这世界上，赵南星并不是唯一的饭馆老板。
据史料记载，这个人言语温和，面目慈祥，是个亲切的胖老头。现在，让我们隆重介绍：明代太监中的极品，宦官制度的终极产物，让刘瑾、王振等先辈汗颜的后来者，比万岁只差一千岁的杰出坏人、恶棍、流氓地痞的综合体——魏忠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