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于纷繁复杂的世界中，那些对历史有影响力的思想都有着分类思维的影子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经济基础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分成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由此产生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门捷列夫按照质子数重新组织了元素周期表，推动了化学的巨大发展。分类是所有研究的开端，是创新的基本前提。但是如何分类，是一种能力。
普通人对人进行分类时，首先选用的维度是男人、女人，当下还有跨性别。跨性别的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性别类型。当然除了这个维度外，还有职业的维度、地域的维度、时间的维度。这些分类方法服务于特定的目的，以此来简化对人类的认知。除了上述维度外，经济是重要的分类维度，必有穷人、中产和富人；更规范一点就是阶级分析法。对于今天生活在红旗下，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下的中国人， 阶级分析法是一个基本的认知，尽管我们现在很少用阶级分析法分析社会。阶级分析法的目的实际上分析社会矛盾，是为了革命和改革做准备的。如果将时间线拉到100年前，十月革命的炮声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给中国的进步青年提供 了阶级分析法这种新的认知社会的工具。其中对这一工具运用最为经典的作品就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运用了阶级的分类思维，将中国社会的群体分为了五类：地主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详细地列举了各阶级中包含的人群，性质以及他们的基本生存状态。毛泽东的分析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分析。毛泽东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客观调查和他对现实观察的基础上，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阶级分析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分析而分析，其目的是判断“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共产党在1927年的412和715反革命政变中，把国民党和资产阶级当做了盟友，其结果是被国民党围剿。这种错误的结盟对共产党的事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因此在这两次血的教训中，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极为迫切、极为重要的任务。这也是政治的首要任务。德国政治学者卡尔·施密特就说过，政治的本质就是区分敌我。这与毛泽东的问题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阶级分析的基础是财产，这是唯物主义的分析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个体的经济地位决定他们的政治观念。因此，财产分析是我们认识社会的重要标准。尽管这种标准未必完全的客观。比如大资产阶级中也有爱国人士。但是这些都不影响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准确认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就是一种创新性认识，这种创新性认识为党的革命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理论指南。
认知中的分类思维会开创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一个新的认识事务的视角。在城市书房偶遇一本书，日本作者吉田幸弘的《带人要同频、管人要共情》。这本书的分类思维非常巧妙，他将管理事务的环节和领导者的层级进行分类组合，构建了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目录。作者将领导的工作分成了若干的环节，比如领导的素养、时间管理、工作推进、与上司沟通、组织会议、培养部下、与部下交流、团队建设等八章，然后对每一章的核心问题又进行分环节或者分类，然后在每一个子类下面，分析了一流、二流、三流领导分别怎么做。如下图所示：
第一章 一流领导的“素养·思考方法”
第一节 方针
三流领导严厉待人
二流领导让部下享受工作
一流领导重视什么
第二节 视角
三流领导站在个人角度推进工作
二流领导站在高两级的领导角度推进工作
一流领导以什么角度推进工作
第三节 规定
三流领导无视规定
二流领导绝对服从规定
一流领导如何看待规定
尽管翻阅了书本的内容，素材并不新鲜，也并不独特，但是这个目录设计足够吸引人。对于那些从事管理工作的人来说，抓住了他们的痛点，为他们指明了行动方向，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价值。
分类不仅是研究创新的起点，也是写作的开端。没有分类，我们就无法看到清晰地认识事务。学习写作，不管写什么，也都要从分类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