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8日，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母亲，看到护士们在病房里各种焦头烂额的忙碌，吃力而欣慰地对我说道：“干护士这行真辛苦，女孩子还是当教师最好！”
母亲是家里的长女，也是家中唯一目不识丁的孩子。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外公外婆把大舅和二姨培养成了端着铁饭碗的知识分子，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为了哥哥和妹妹能够安心地待在学校上课，也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善良的母亲自愿放弃了受教育的机会。未迈进学堂半步的她，特别崇尚科学重视文化，对于我们这一大群子女，她总是尽心尽力地教育，竭尽所能地培养。而长大后的我，能够站在三尺讲台上给学生们传道受业解惑，成了母亲的慰藉与骄傲。
我轻轻地抱着母亲，安慰着她，让她好好休息，内心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像我小时候胆囊炎发作，疼得死去活来时，母亲总是紧紧地抱着我，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样。
小学二年级那一年患了胆囊炎，可怕的病魔折腾了我整整六年的时间。每次发病时，胆囊处总会鼓起一团鸡蛋般大小的肿块，要命的疼痛总是让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唯一稍微能减轻痛苦的姿势，是像只青蛙那样把双腿缩起来，将一床的被子堆起来垫在腹部上，身体反趴在着，双手抱着枕头。接着就是各种呕吐，吐完食物吐苦水。那样的痛苦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感受到的。母亲总是抱着我哭，一方面骂自己无能，没办法减轻我的痛苦；一方面要我坚强，说我一定能够战胜病魔的。
那些年，为了我的病，母亲做了很多努力。听说镇诊所里有医治胆囊方面的专家，她就带我去诊所；听说她小时候的玩伴当了县医院的院长，她就带我去给院长伯伯把脉；听说民间哪个村里的赤脚医生有治病的偏方，她就想方设法带我去偏远的农村；听说上海的名医到县里来开会，她几经周折托人找到了名医下榻的宾馆......
只是母亲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我依然隔三差五地发病，依然疼得哭天喊地。当母亲发现所有的医生都根治不了我的病时，一向崇尚科学相信医学的她，居然开始迷信起来。为了我，她开始学会了求神拜佛，带我去庙里看神医。
听说每天早上的第一支签是最灵验的。天刚蒙蒙亮，她就把我带到了寺庙里，示意我跪下，让我把双手放到供桌上，请神灵为我把脉。自己则取出签筒，口中念念有词地摇晃着签筒，直到签筒里跳出一只竹签来。她用抽到的药签跟庙里解签的神婆换了一张药单，接着虔诚地添上香油钱，才重重地舒了一口气。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脸上交织着希望与忧伤，牵着我的手走出了庙门.....
事实证明神灵也无法减轻我的痛苦。直到初一下学期，我的胆囊炎转化成了胆结石，做了手术，我才彻底告别了胆囊炎这个恶魔。从此母亲的脸上有了往年少见的笑容。
术后的营养补充极其重要，在这方面母亲一直是个有心人。那一年，我一日三餐的伙食跟哥哥姐姐们都是不一样的，全家人都吃大锅饭，唯有我吃了整整一年的小灶。经过一年的用心调理，我的体重也由术后的60斤，变为正常同龄人的80斤，也开始跟同学们一起上体育课，一起过有说有笑的日子......
等我毕业参加工作后，才了解到当年身边有很多人都认为我患那么重又医治那么久的病，存活的希望是极为渺茫的。而身患重病的我却一直认为死亡离我很遥远。回头仔细想想，当时年幼无知的自己存活的意念，跟母亲想方设法四处奔波带我看病，一心想从死神手里把我拽回来的欲望是分不开的。或许正是弱小的母亲身上暴发出来的那股爱力量，让死神望而却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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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护士这行真辛苦，女孩子还是当教师最好！”那一刻，不曾想到这会是母亲今生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她的意识还清醒着，只是已经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 她竭尽所能地绕着已经明显僵硬的舌头，试图努力地表达些什么，却发不出任何一个清晰的音符。
我安慰母亲，不要着急，好好休息。却无数次哭着向上天乞求，向神灵祷告，求他们放过母亲，再给我些日子，让我来好好孝顺母亲，哪怕她再也说不出话来。只要她还在，我就可以永远是她长不大的幺女。
可是子女之爱怎比母爱，母亲的爱换回了我的健康，我的爱却无法留住她的生命。十天之后，母亲走了。她走时，我正站在教室里的讲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