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向我们展示“华夏民族、三皇五帝、九五之尊、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才是华夏文明的古史框架
华夏文明的传承、古史的记录，并不因诸如“焚书坑儒”等而断、而灭。
近代考古发掘，常发现上古史所记录的内容出现在遗存中，并且出土资料还可以与存世文献吻合互证。
新文字（殷前文字）、甲骨文、金文、战汉简的发现和破释，证明了在中国大地并不存在所谓的“灭古”行为，古史“延绵不绝”被一路传承了下来。
古史传之万代，由来已久矣！
易传曰：“人更三圣，事历三古。”
经史之典、文献之载，如“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等概念，实际构成了中国的古史体系并一直传承下来……关键是后人该如何去理解。
近代“疑古派”及现代考古学，遵循他们吸收到的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所持的方式方法，从而对华夏历史文献一味迟疑，或疑而不究的态度，是造成古史传承呈现混乱与缺失的主要因素。
“疑古派”的代表人物胡适、顾颉刚、钱玄等人及近代考古学，大多对东周以前的史料持怀疑态度，于是他们“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得之”。
其实这样的“疑古”精神，是反传统史学的存在。
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 ……这样的观点被很多考古学人士奉为经典。
“疑古派”主张破除长期存在的“唯古是信”的传统观念，应彻底推翻传承于后世所构建的中国古史系统；他们认为臆造的旧古史系统，是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道统”学，并不是真正的历史。
鲁迅曾发文称“疑古学派”是——有破坏而无建设！顾颉刚之《古史辨》已经将中国的历史给“辨”没了。
更为惋惜的是——
现代考古学继承了“疑古学派”的衣钵，专注于实验主义方法论，大胆怀疑古文经书，继而怀疑传统古史，甚至否认“经典”的存在。
所以，考古学从来没有“三皇五帝”，更是断开与古史的联系，并美其名曰“我们保持学问的独立纯洁性”。
无可否认现代考古学，使世上多了许多遗迹、遗物，却也因其未能展开历史还原，而使传承、延续数千年的文明遭受到了挑战。
三星堆考古，应以考古遗存与历史传承，来研究人类物质性遗存发展的行为模式、探索其社会组织和文化的适应性发展以及演变等问题，以试图找到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法则和新的科学范式。
考古学主要强调以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材料以及信息的提取，来作为论证过程和实验依据……所以，考古学是“过程主义”。
把握历史时空框架，重视历史文化史重建，再结合考古学，这才是以后考古的主流方向；无此，考古学便只能往“见物不见人、不见事”方向发展。
历史学才是考古学的“立身之本”和“补充文本”。
三星堆遗存所记录的 “华夏民族、三皇五帝、九五之尊、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正是华夏文明史的主要框架，更是华夏文明史的重现和反映。了解华夏古史框架再结合考古学，最后才能还原出此遗址所处在中国文明史之中。也更加彻底明白三星堆文明绝非域外文明东来，而是实实在在的原生中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