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说，当时他睁眼的时候，已经在病房里了，左胳膊打了石膏，半个脑袋被纱布包得只有一只眼能看清周围，旁边床上还躺着一个病号。
他还记得，那条胳膊还没断的时候是扶着方向盘，飞驰在去阿拉木图驻新疆的商贸公司。副驾还坐着一个苏联人，我爸的生意伙伴，维克多。
后来医生和当地警察连比划带画图，给我爸说清了一件事，那个坐在副驾的朋友，现在是我爸的病友，旁边床上那个浑身石膏，大腿吊起打着钢钉的病号，就是维克多。
两个月之后，我爸和维克多成了好兄弟，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维克多告诉我，说我爸是个好爸爸，也是个好儿子，因为从阿拉木图带回来的那个大家伙，是给我的礼物，也是为了完成我爸的一个心愿。
说实话，一个九岁孩子不太能理解，大人们为什么要拼死老命从国外运一架钢琴回来，除了好奇，也没别的什么想法。
我走到那架钢琴前，翻开键盖，看到了谱架的那块条木颜色和整体琴身的色调格格不入，但这还不足以让我觉得奇怪。
直到我仔细观察这块条木的时候，瞬间让我兴奋、惊奇。转眼看到我爸正在和外国友人推杯换盏，当时我恨不得抛给他一百个问题……
因为我在谱架上隐隐看到了两个熟悉的中国字：
丛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