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喜欢包装和炒作，其实古人也不遑多让，他们用于包装的办法就是附会，中国古人，尤其是中国旧时文人素有附会的恶习。
所谓附会，就是“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通俗讲就是把不相关的事说成相关，把没有某种意义的事说成有某种意义。本来很简单的人和事被文人一附会就变得复杂而神秘，最终完全偏离事实。
在中国武术中，一记普通的直拳被编拳谱的文人描写成“黑虎掏心”，一个简单的跳跃被形容为“旱地拔葱”，还有什么“神龙摆尾“、”白鹤亮翅“。旁人看了会觉得中国武术鬼神莫测，威力无比，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这些被附会了动作在面对国外拳术时往往被打得满地找牙。
国际海军常用的单行纵队、V型队列等阵型，在北洋水师中被描绘成“一字长蛇阵”、“雁翅阵”，乃至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看似奥妙无穷，实则根本没有想象中的神秘功效，对阵日本联合舰队时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
在诗词文章中，附会更是无处不在。唐伯虎有一首《登山》诗，诗曰：
一上一上又一上，
一上上到高山上。
举头红日白云低，
五湖四海皆一望。
看了这首诗，人们以为唐伯虎登临了哪座名山的险峻高峰，这座山高耸入云，好像伸手就能触摸到太阳，用来形容珠穆朗玛峰也不为过。可事实上唐大才子登上的是苏州郊外一座30米高的土丘。如果人们因为读了他的诗千里迢迢慕名而往，必然大失所望，要是再花高价买了门票，非大呼上当不可。
如果说唐伯虎的《登山》诗还能被解释为艺术夸张，那么注释古诗词时的强行穿凿就毫无托词可遁了。
以前的文人们为了凸出那些著名大诗人的学识渊博和治学严谨，往往强调他们的诗词里“无字无来历”。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他们不惜生拉硬拽，穿凿附会。
如《唐诗纪事》中说，杜甫《阁夜中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播”二句，是出自祢衡挝《渔阳掺》，所以其声悲壮，汉武帝时曾有过星辰摇动的天象，东方朔认为是武帝劳民过甚触怒了上天。而在仇兆鳌的注释中，对于“五更鼓角声悲壮“一句引用了《晋载记》中:“石勒耕作于野，常闻鼓角之声”，又引用了《李卫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槌为一通，角动吹十二声为一叠，故又曰鸣笳叠鼓。实际上，“鼓角”的作用,唐人岂有不知?如按此逻辑,现在人们用“锣鼓”二字,也可以写出几十条“来历”，岂不是无事生非?至于“悲壮”一 词，本是很普通很常用的，被杜甫用了，又何必非要找到出处? 与祢衡击鼓的事，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现在人们不也常用“悲壮”一词吗?难道也非要寻其出处? “三峡星河影动摇”，也只是杜甫的写景抒情之句，与汉武帝时的天象并无关联。
《唐诗纪事》还举了李白的诗句:“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认为这里也有典故。是用陶弘景仙方所云:“断肠草不可食，其名美好，名芙蓉。”李白是否看到过陶弘景的仙方这两句，我们不得而知，但若把李白这四句诗，看做“芙蓉花”即“断肠草”，便不但诗文索然无味,而且文意亦欠通了。因为下文分明说“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说明芙蓉花指青年时，断肠草形容衰老之后， 如果同为一物，还有什么区别吗!如此硬找来历?，还不如不找为好。
其实,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是决不可能字字都从他人那里淘换来的。如李白的《蜀道难》中:“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古风》中“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秋浦歌》中赞扬铁匠的“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以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等语句,也能够硬从古人那里找“来历”吗?又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样的语言, 也能从古人那里找到“来历”吗? 应该说,古人写诗,是重视词语的继承性的,但也决不是一味捡拾古人的牙慧,而是既重视继承,更重视创新和发展。硬说李杜的诗“无字无来历“非但言过其实，还恰恰是对他们的贬低，如果字字必求来历，还有什么新意境和新文采，他们又凭什么被尊为”仙“和”圣“？
包装可以哗众取宠，可以让人出名，可以带来经济利益，提高社会地位。但过度包装也可能招致不测，最难堪的是引来打假。
某些“武术大师”在媒体和一些文人的宣传中，通过各种附会，把自己的功夫包装得神乎其技，俨然一代宗师，结果引来了好事者的打假。更可悲的是，骗人骗久了，非但信徒们膜拜他的功夫，连他自己也信了，产生了自己真有绝世神功的错觉。于是欣然上台比武，结果被秒虐，一时间头破血流，形象碎了一地；而到了此时，“大师”还不忘附会，说是因为怕伤人，不敢使用内力，所以才有此败。
可见，附会最大的害处在于无视客观事实，误导和扭曲了人们的认知，使人们带着错误的预期投身实践，结果必然是与错误的对象产生错误的互动，导致错误的悲剧。中国人的附会恶习根深蒂固，由来已久，文人就更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文风大有改善，但附会顽疾并未根除，时不时还会发作一番。文人在写作时应该时时提醒自己本着良心，艺术夸张也要基于事实和逻辑，勿使谬种流传，为害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