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异同
森田芳光电影《其后》对夏目漱石小说《后来的事》的改编，因媒介特性，文学与影视的创作意图差异，在叙事、意象、“物哀”美学的呈现上既保留了原著精神，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叙事
小说与电影均以代助与三千代的爱情悲剧为核心，叙事重心始终围绕人物内心的道德挣扎与社会规训的冲突展开。夏目漱石在小说中通过代助的独白，将“爱”与“义”的矛盾层层剥开。代助明知与三千代的感情违背世俗伦理，却因“自然情感”的驱动无法自拔。电影虽转换为视听语言，却同样将代助的矛盾作为叙事动力。电影则通过演员的细微表情与动作，传递人物的内心波动，如三千代的低眉垂目的表情，代助凝视三千代时的恍惚、面对平冈时的躲闪、场景的沉默留白，三人同坐时的尴尬，将小说中“内心独白”的心理张力转化为视觉化的情绪张力。
小说以代助的内心独白为主线，采用线性叙事，通过日常细节，与三千代的相遇、与平冈、父亲、哥嫂的互动逐步铺陈情感矛盾，节奏舒缓却充满张力。代助对三千代的“旧情复燃”并非激烈的戏剧冲突，而是再三犹豫，一点一点试探后方采取行动的心理过程。
电影采用“非线性叙事”，通过镜头闪回将代助的“过去”，与三千代的恋爱、与平冈的家庭交织在一起的“现在”，让观众跟随代助的视角体验“时间错位”。
夏目漱石擅长心理描写，小说中的叙事有大量代助的心理刻画。通过代助的内心独白，表现他对自然、时局的思考，反映知识分子对社会、国家命运的忧虑。代助对一切持“消极态度”，年轻时将相爱的三千代让给朋友平冈，理由是“自己为什么不能早点儿回到这‘自然’中去呢？”这里的“自然”，是对世俗规则的逃避。他的“消极”并非真正的超脱，而是对“自我价值”的模糊认知，既无法融入世俗，又无法找到精神归宿。
代助对三千代的复杂感情，也是通过大量的内心独白呈现。每一次见三千代都要经过内心的煎熬、挣扎、斗争，这种挣扎正是“物哀”美学的核心：个体对“无常”的敏感，对“自我无法确立”的哀愁。代助的心理活动中，常出现对“过去美好”的追忆与对“现在无常”的无奈，既是对世俗规则的逃避，也是对“纯粹爱情”的向往。但当他意识到三千代的不幸时，这种“过去的美好”已成为“无法挽回的无常”，他的内心被“哀愁”笼罩：“我觉得人生的快乐无过于此”，表现了对三千代的愧疚与对现状的无力。
代助对家庭断供的焦虑，对自己能否走入社会找到工作的忧虑，能否给三千代提供物质上的保障，作者也是通过内心独白深入刻画其复杂心理。代助一方面追求纯粹爱情、精神自由，另一方面又依赖家庭、社会寄生，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剧烈分裂。他的心理独白中，常出现对“自我”的质疑：“我倒希望你永远对我报复。这是我的真意。我今天之所以这样把你找来，特地向你直抒胸臆，其实我也只能认为是受你报复的一个内容。”这种“自我惩罚”的心理，是对“理想自我”无法实现的哀伤——他渴望成为“有担当的人”，后来准备到社会上找工作，但又无法摆脱“依赖家庭”的惰性，这种矛盾让他陷入“自我厌恶”的深渊。
影片延续了小说“慢”的调性，通过视觉语言强化了“静”的氛围。
电影采用大量的“透视构图”，如代助与平冈同时站在三千代面前的场景，通过人物位置的远近暗示关系的亲疏。不少“逆光镜头”，如三千代的背影、代助走向父亲的侧影，营造朦胧的忧伤感，契合小说中含蓄忧伤之美的调子。
在镜头运动上采用“缓慢推拉”为主，让观众跟随代助的视角感受时间的流逝与内心的波动。如，代助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的场景，通过长镜头跟拍，直观呈现他的焦虑与矛盾心理。
（二）意象
两部作品均用象征意象传递情感，淅淅沥沥的雨与白色的百合花是两部作品的核心象征，均贯穿始终。百合花象征爱情的美好与脆弱，代表纯洁的爱情与未竟的遗憾；潮湿、阴郁的雨象征代助内心的压抑与矛盾，片中多次出现代助在雨中徘徊的画面，三千代冒雨赴约，象征她对纯真爱情的渴望却被环境所不容。
小说中，夏目漱石的意象更具哲学性，将“自然人性”与“社会伦理”联系。如，代助将“爱”视为“自然生长”的力量，而“义理”则是人为的“修剪”，植物的“野生”与“栽培”成为两种价值体系的隐喻，指向对现代文明异化的批判。代助与三千代过去暗恋时共嗅百合，重逢后代助为三千代修剪百合，百合成为其情感的寄托，也隐喻“美好易逝”。三千代因丧子、丈夫失业、以经济窘迫而陷入被冷落的婚姻困境，与代助的“局外人”状态，皆如百合般脆弱而短暂。
电影中，导演将“百合花”转化为视觉符号，通过特写镜头强化其象征意义。影片多次闪回两人在雨中共嗅百合花的画面，三千代年轻美丽的容颜与淅淅沥沥的雨构成一幅凄美的水墨画；三千代捧着百合造访代助家时，镜头聚焦花瓣上的水珠，恰如三千代的泪水，引发二人对往昔的回忆；代助冒雨买百合向三千代表白心迹，雨丝与百合花交织着潮湿的记忆，二人皆懂得对方的心意，却是再也回不去的惆怅，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惘然，暗喻“爱而不得”的凄美。代助与三千代初次重逢场景是在雨幕中的电车，替代小说中冗长的心理描写，雨珠在车窗上的模糊轨迹直接传递“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怅惘。
影片采还采用超现实镜头与意象，营造出强烈的悲剧氛围：出现“电车中两排人对坐放烟花”的怪诞场景，配合梅林茂幽怨的钢琴配乐，隐喻代助内心的孤寂与无助，暗喻这是一场无望的爱情。
（三）“物哀”美学
“物哀”是日本传统美学的核心，强调对“无常”“残缺”的敏感与共情，夏目漱石的小说与电影《其后》均以“物哀”为底色，但因媒介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美学形态。
小说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与自然意象的哲学化隐喻，将“物哀”升华为对“人性局限”与“生命无常”的深层思考。开篇以“梅雨季的东京”为背景，代助在雨中漫步时，内心被“对三千代的牵挂”与“对平冈的愧疚”撕扯。他看到：“雨水顺着屋檐滴落，在石板上溅起细小的水花，每一滴都像在重复着某种无意义的轮回。”这里的“雨”便是“无常”的隐喻，潮湿的雨，恰似代助内心的矛盾，明知与三千代的感情违背伦理，却又因“自然情感”无法停止。这种对“无常”的感知并非停留在情绪层面，而是进一步指向对“人性本质”的哲思。作者在代助的独白中写道：“我们总以为能掌控生活，可实际上不过是随波逐流的浮萍。所谓‘爱’，不过是自然生长的一茎草，而‘义理’是人为修剪的剪刀——草被剪断时，连疼痛都是温柔的。”这里的“草与剪刀”意象，将“物哀”从个人情感升华为对现代文明异化的批判：个体在“社会规则”与“自然本性”的冲突中，注定走向“残缺”，而这种残缺本身，正是生命的常态。
代助将自已比为“寄生植物”：“我像藤蔓般攀附在社会规则上，靠他人的认可汲取养分。可遇到三千代后，我突然想自己扎根——哪怕这意味着枯死。”这一隐喻贯穿全书，将“物哀”与“自我觉醒”结合。藤蔓的“寄生”状态象征传统伦理对个体的规训，而“自己扎根”的渴望则是对自由的追求。但最终，代助因经济依赖、平冈的存在，不得不放弃，藤蔓“枯死”的结局并非悲剧，而是对“无常”的接纳：他意识到“强行扎根”的徒劳，反而释然于“随波逐流”的平静。这种“求而不得”的遗憾，正是“物哀”的典型情境。夏目漱石并未渲染激烈的悲剧冲突，而是通过代助最终接受现实，继续平凡生活的“平静的绝望”，传递“无常即常”的哀婉。
影片中，代助与三千代多年后重逢的场景：两人在雨中的电车上相对而坐，雨水模糊了车窗，两人的表情在朦胧中若隐若现。导演并未用台词渲染情绪，而是用空镜头——雨珠在玻璃上蜿蜒成河，电车的灯光在雨幕中晕染成模糊的光斑，背景音只有单调的电车轰鸣与雨声。“留白”式的处理，暗合“物哀”的“余情”美学，不直接表现“爱而不得”的痛苦，而是通过“未完成的画面”，两人未说出口的话、未触碰的手让观众自行填补遗憾。观众通过观察画面，感受到“想说而不敢说”“想爱而不能爱”的人性困境，而非具体的情节冲突。三千代在雨中说出“我从未后悔”时，镜头缓缓推近她的脸，雨水顺着脸颊滑落，与泪水混为一体，这一画面无需台词，便让观众直观感受到“爱而不得”的切肤之痛。
在色彩与光影上具有“褪色感”：全片采用低饱和度的灰蓝色调，人物面部常处于阴影中，如代助与三千代对话时，光线从后方打来，面部半明半暗，象征情感的残缺。一部“安静”的电影，除必要的对话与环境音，如雨声、电车声之外，电影极少使用激昂的音乐，代之以钢琴或弦乐，营造“欲说还休”的悲凉。
人物服装多素净，代助的旧西装、三千代的浅蓝和服，场景中的光影始终处于“将明未明”的状态，清晨的薄雾、黄昏的残阳，梦境般朦胧之美，这是对“物哀”中“残缺美”的直接呈现：褪色的色彩象征情感的“未完成性”，模糊的光影暗示命运的“不确定性”。
三千代向代助坦白自己婚姻不幸的场景：她坐在代助家客厅的藤椅上，阳光从纱帘后透入，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阴影。她的声音平静却颤抖：“我从未后悔遇见你，只是……”话未说完便低头沉默。此时镜头缓缓拉远，窗外飘进一片枯叶，落在她膝头的和服上。枯叶的“残缺”与和服的“素净”呼应，共同构成“美好易逝”的视觉隐喻，正如这段感情，虽美好却注定无法圆满。
电影中声音设计的“静默”与“留白”也彰显了“物哀”美学。背景音乐极少使用激昂的旋律，多以钢琴单音或弦乐泛音点缀。当代助向平冈坦白与三千代的爱情后，两人对峙的场景：平冈愤怒地质问代助“是否早有预谋”，代助沉默不语，镜头停留在他紧握的拳头上，背景音只有平冈急促的呼吸声与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这种“声音的留白”强化了“物哀”中“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未说出口的指责、未表露的愧疚，都通过“静默”传递出更强烈的情感张力。
当影片结尾代助最终选择退出，镜头停留在他独自走在雨巷的画面：雨停了，天空泛着青灰色，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脚步声在空荡的巷子里回响。此时没有任何配乐，只有雨滴从屋檐滴落的“滴答”声。“静默的收尾”让观众在“无声”中体会到“接受无常”的哀而不伤，恰如“物哀”的精髓，并非沉溺于悲伤，而是在残缺中发现美，在无常中学会释然。
两部作品中皆呈现出对“无常”与“残缺”的共鸣。小说通过“内省”深入人性，将“物哀”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哲思；电影通过“沉浸”唤醒观众感官共鸣，让“物哀”成为可触摸的情绪体验，二者皆指向人类对“残缺之美”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