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奏折三十（8）【882】2024-6-9（2）

评点：平生最为重要的一份报告

这是曾氏全部存世的两千多道折片中，文字仅次于汇报刺马案的一道长奏，也是曾氏三十年从政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份报告。曾氏于咸丰二年底，以墨绖die（古代麻桑做的丧帽丧带）之身出山来到长沙创办湘军，到如今已整整十二年。这十二年中间，对于他个人来说，有过多次几近全军覆灭的惨败，有过两次投水自杀及长达半个月的以刀枕首随时自裁的痛苦，也有过朝廷不信任，官场排挤唾骂，甚至通国不容的耻辱，对于整个湘军来说，更是走过了一条很长时间的遭白眼冷遇、缺饷缺粮的边缘道路，并在这期间付出了数万兄弟血肉之躯的代价。这支由湖南的落魄书生和贫困农夫所组成的军队，在远离父母妻儿，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四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是多么盼望着最后成功的那一天的到来。

这一天终于到了。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吉字营在曾国荃的带领下，从地道缺口冲进金陵城，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在内城天王府尚未攻破的时候，曾国荃便迫不及待地以八百里特急快递向朝廷报捷。直到十七日凌晨四更，在幼天王及李秀成等人冲出天王府，从太平门缺口突出城后，湘军进入大火燎原的天王府，这时才可以说整座金陵已完全落入了湘军之手。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的失落自然成了天国失败的标志，也同时成了清廷及湘军的标志。

十八夜三更三点，住在安庆城内的曾氏接到了前线连夜递来的捷报。他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整个一夜没有合眼。二十四日，曾氏坐轮船从安庆前往金陵城慰问老九及其军营。这道奏折所署日期为六月二十二日，可知是在安庆两江总督衙门中拜访的。其时，曾氏尚未与老九晤面及亲睹易帜后的金陵城。尽管曾国荃已经以前线司令员的身份向朝廷报了捷，但作为代表朝廷指挥整个东南战争的统帅，曾氏仍有必要较为详细地向朝廷报告攻打金陵这一仗前前后后的相关情况。故而这道三千多字的长报告中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叙述打仗，其中又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叙述在先前所挖三十多处地道均告无效后，仍认定唯有借地道埋炸药，炸开城墙为最可行之法，遂由李臣典率部再行开挖地道。在此项工程实施的半个月里，依旧损失惨重，但幸而保全了洞口。后部分叙述在十六日早上炸开城墙缺口形势突变后，湘军各路人马与太平军血战金陵城内城外的情形。

接下来，奏折禀告了城破后两件最大的遗憾事。一是没有抓到太平天国的天王。所谓“擒贼先擒王”，无论是老天王还是幼天王，都没有抓到。对于这桩憾事，奏折是这样写的：老天王洪秀全早已服毒身死，幼天王在城破后积薪自焚。二是有一支人马冲出城外逃跑了。对于此事，奏折说逃跑的首领乃忠王李秀成，已在十九夜里由提督萧孚泗亲自搜出，现已在押。洪秀全的哥哥也一道搜获归案。其余的人包括幼西王、幼南王、璋王登重要将领全行杀毙无余。就奏折来看，这两大憾事都不憾了。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所写文字不多，其实却是此文的核心。在简略叙述十二年来与太平军交战积此次攻破金陵城的艰难之后，作者为皇家作了一番酣畅淋漓的歌功颂德，将所有的功劳都归之于先皇、皇太后和皇上，而亲手成就这番大业的人反倒没有功劳可言，只是未卸之重任而已。

以上只是表面的概括，其实，这篇奏折的最大高明之处，正是在客观的叙述和理智的分析中，时时处处、字里行间全是在为湘军为吉字营评功摆好。文章的功夫老道得使人感觉不出拙中之巧、绵里之针。

比如在叙述攻城前后的战争时，列举了数十名将领的名字，其用意虽然是让这些将领之名能入圣目，以便于他们的请功邀赏。而一句“曾国荃悬不赀zi（重金）之赏，严退后之诛”，便突出了老九战地司令员的高大形象，其首功之地位自然不是别人所能取代的。

又比如奏折中常见“以火药倾盆烧我士卒，死者甚众”、“贼队悉被杀戮”、“全数斩刈yi（杀光光）”、“三日之间毙贼十余万”这些话语，由此可见仗打得何等凶狠残酷，至于“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这样的话，更是借敌人的顽强反衬处胜利得来不易。

再如奏折通过与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的对比，得出此次战役实为有清二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内战，因而它的胜利也自然是最大的胜利。即便是对最高领导的颂词，也是一面在捧上，一面在扬下。“募战士”、“奖有功”、“从将帅之谋”，等等，都可以让读者从中感受到兵勇的战功，将帅的谋略。

然而，这一切都包裹在一中平淡质朴的氛围中，既不见大功告成后扬扬自得的气焰，也不见报捷文章常有的华丽夸饰的辞藻，与领衔者一贯低调收敛的处世风格浑然一致。

作为一份报喜文书，此折无懈可击，堪称范本。然而，这份文书背后的事实真相，却有不少与其表面文字大不吻合处。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关于幼天王洪天贵福的生死下落问题。其实，幼天王根本不是折中所言已自焚宫中。十六岁的幼主在李秀成等人的护卫下冲出城墙，沿着孝陵卫方向跑出一段路后，李将自己的良马还给幼主。于是李脱离了大部队，幼主由大部队护卫继续前行，一直走到安徽广德后，由由堵王黄文金护送到浙江湖州。进入浙江后，被左宗棠的部下发现。同治三年七月六日，左宗棠给朝廷报告了此事。“昨接孝丰守军飞报，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福瑱tian（古代冠冕上垂在两侧用来堵耳朵的装饰物。）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同时，亦将此事函告曾国藩。朝廷得此消息后，给曾氏下达上谕：“昨据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其为逃出，已无疑义。”但曾氏因不见抓住幼主其人，并不认账。他在七月二十九日给朝廷的奏片中说：“贼情诡谲guijue‘奇异多怪’，或谓洪福瑱实已身死，而黄文金伪称尚存，实在下落，续行具奏。”等到九月，席宝田（1829-1889，清末湘军名将。字研芗。湖南东安人。）在江西石城县抓住幼天王及玕gan（珠石）王洪仁轩、‘昭王黄文英等人后，曾氏才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承认当时所奏失误。

第二，奏折中说逃出城的一支人马已在湖熟一带全部杀光，显然此说也不对，正是这支人马保护着幼天王安全逃到安徽广德。据左宗棠和宁国守将刘松山所说，逃往广德的人多达二三千之多。朝廷据左等人的禀报后，给曾氏下达命令：“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着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从重参办。”

曾氏面对这道谕旨很有委屈。他上折申辩，一则逃出的人没有二三千，仅只数百人；二则左宗棠克复杭州时，守城的太平军十万人马全部逃出，并未纠参。这次只逃走数百人，故请朝廷不要参办失防人员。后来左宗棠对此十分恼火，上疏与曾氏论辩。曾左不和，以致老死不相往来，实因此事而起。

第三，说李秀成是由萧孚泗亲自搜出，也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是李秀成因换马后与大部队失散，身边只有两三个随兵。李秀成走到方山，在一所破庙中休息，后被当地白象街道家中休息，但被一个猎人出卖，密告萧孚泗所部军营而被抓获。按奏折中所说，似为萧主动搜出来的。这是有意为吉字营遮丑。

第四，破城后，吉字营上上下下忙着打劫藏在各王府里的金银财宝。正就因为此而放松了防守，让李秀成等人冲出城墙。关于这桩事，不少史册都有记载，最具有权威性的当属曾氏兄弟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第一时间的记录：“傍晚，闻各军入城后贪掠夺，颇乱伍。余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刮，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余恐事中变，劝中丞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在？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至戌末时，余见龙膊子至孝陵卫一带放炮，知有窜贼。”（《能静居日记》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中丞，即曾国荃。各军皆掠夺，连随军做杂事的夫役都趁此发洋财。谁还有心去堵缺口？赵烈文指明后，曾国荃也不采纳，自己既不带人去堵，也不下令叫别人去堵。为什么？或许是老九当时被大胜冲昏了头脑，以为绝不至于有重要人物会冲出去；或许是老九不想扫了部属们趁乱发财的兴头；也或许是老九太累了。不想再辛苦了，赵烈文一走，他便一头倒在床上酣睡起来。

全军合力的掠夺，老九的疏忽，奏折一概不提。过几天，曾氏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为掠夺一空的金陵作了掩盖：“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夺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以后捕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克复老巢，而全无贼货，实出微臣意料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但是，这样大的事，怎么可能一手遮掩得了。后来朝廷不断接到举报，只是怕激变湘军，不便指责。接下来，曾氏以大量裁撤湘军来与朝廷作为私了的交换条件。于是，这事也就不再公开追究了。

写作简析

将功劳隐含于叙事之中，不夸不饰，平淡质朴。将成就归之于皇家，为朝廷歌功颂德，却又不露痕迹。

要言妙道

此次金陵城破，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然率能次第荡平，划除元恶，臣等深维其故，盖由我文宗显皇帝威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宫禁虽极俭啬，而不惜巨饷以募战士；名器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庙算虽极精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帅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屈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僭伪jianwei（越礼不轨之事），蔚成中兴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