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无声

袁俊宏

从我那九沟十八岔的山沟边到我的高中学校要翻两座山过四个岔爬六面坡走十几道梁来回趟十几次沟走七十多里路花五六个小时才能达到。

我们村与我一同上小学的八个人到初中时已减了一半，到上高中时就只剩下了我一个，没人做伴，七十多里的山路上大部分只我一个人在山梁沟岔间游狗一样孤独地行走，只有放学回家时，与邻近村的同学才会结伴而行。因此，我的高中与路有关与寂寞有关。

那时，由于家里所有的家当加起来不值一辆自行车，上学只能靠步行。每周末上学时，父母除递给我个馍馍袋子之外，总忘不了往我手上塞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棍，交代我多走大路多与同学们结伴多喊山歌，遇见狼不要跑，过河拣宽处等等，事无巨细。

一个周末返校，父亲递给我一根木棍让拿上，我就是不拿，总觉得手里拿根棍子一路敲敲打打跟个要要吃没什么两样，再加上身上那个补丁摞补丁的馍馍袋子，一个典型的要要吃。因为，这种形象有几年在九沟十八岔随处可见，我一个书生，怎能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走出父母的视线，我真想把手中的棍子扔了或藏到路边的枯草丛中，等放学回家时再取上以防父亲查验。这时，天忽然下起了雨，不一会儿，路被淋得水淋淋像抹了一层油，亮亮的、滑滑的，脚走在上面如走在一层薄冰上，滑得哧哧地溜。几次差点滑倒，幸好有手中的木棍帮扶，否则，不摔个狗吃屎，也扔个仰面八叉。

心神稍定，在衣服上擦了擦手心沁出的细汗，暗自庆幸，幸好带了这棍幸好没扔了。

那天，我在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连个人影都没看见，四野一片空旷死寂，放个屁都能弄出雷的阵势，把自己吓一跳，在那山山峁峁梁梁沟沟岔岔坎坎间，仿佛就我一个能出气放屁的。

我一直相信人是有第六感觉的，而且这感应是极准的。就在我感觉极不舒服的时候，不远处的麦田边一个活物像个顿号生生插进了我行走的脚步中，让我的行程停顿了下来。

那是一个狗一样的活物，有着狗的嘴脸狗的衣着，但我不敢断定它是不是狗，因为狼和狗除了眼神及尾巴之外再没有大的分别，那嘴脸那服饰几乎一模一样，不是老猎人很难一眼分清它们之间细微的区别——这是一个陷阱吗？

那时，在九沟十八岔狼虽然越来越少，但偶尔还是能见到，对它我还是比较熟悉的，特别是那眼神和尾巴。

可当时离那活物有四五十米的距离，它的眼神隐在雨雾和距离之中，很难看清，而且它是昂着头横卧在地边，好像有意把尾巴平平放在地上，如一个水浸过的扫把，一动不动，让你看不出它的尾巴平常那样旗杆似地举着还是棍棒样拖在身后。

从前我与狼会面，大多是跟大人放羊的时候，每次都有一个远远大于狼的大人以及狼的宿敌——狗，所以，我从没把狼当回事，从没惧怕过这个劣迹斑斑的家伙。

这次，是我第一次与狼的单独会面，如何跟它过招我心里没底，心里直打颤，真想拔腿掉头就跑。

就在脚跟的立场发生动摇之时，耳边响起了父亲的提示：狼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见了千万别跑，一跑就说明你怕它，你一怕它的胆子就大了起来，就会欺负你。见了狼就跟它一样原地不动和它对峙，它不动你就别动，最先动的一定是它，因为它是一个亡命者，它怕这样久了，路上再过来一个人，那样它就会处于弱势，若再有一只狗，它的命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所以，它不会像钉子一样永远钉在那儿，行走、逃窜是它的唯一生存方式。如果你不想跟它耗着，就壮着胆子直面它，向它逼近，以你势不可当的气势压倒它、吓跑它。

可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纯理论，别人运用过，自己却没实践过。

紧张了半天，连最主要的问题还没弄清楚，它到底是狗还是狼呢？我从馍馍袋子里掰了一块驴粪蛋样的窝窝头，扔了过去。那家伙只微微动了下尖刀一样的耳朵。我初步断定它是一只狼，狼是食肉动物，窝窝头绝对没有肉香，它不屑一顾。

为进一步证实自己的判断，我又拣了一个土块照着那家伙扔了过去。尽管离那家伙还有一截距离，它还是躲闪着站了起来。

是一条真正的狼，尾巴如我手中的木棍硬邦邦地横在那儿，呲着牙与我横眉冷对。

我的脚跟有点发软，不由得双手紧握着木棍举了起来，准备应战。

狼试探性地往前走了两步，我想跑，可我的腿如灌了铅一样沉重，想动却动不了。

见我没动，狼停下了脚步，紧紧地盯着我手中的木棍。

我的坚持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于是壮着胆子挥舞着手中的木棍大喊大叫起来。

狼身子往后缩了缩，坚持着没动。我又壮着胆子挥舞着木棍向狼挺进了几步，它还是没动。我再挺进，它微微往后退了一下，我知道这家伙胆怯了。

看出这个破绽后，我拿出一副义无返顾的劲头大步向狼逼近。狼开始一点点向后退缩。我乘胜追击，直到它落荒而逃，这才一屁股坐在地下，安慰那因恐慌而狂跳不止的心。

自此，上高中几年的路上，我与手中的那根木棍总是形影不离，仿佛它就是我的兄弟，有它在我身旁，我就有了可以依靠的感觉，就踏实。

那些年，家家没有余粮，一年从头到尾吃不上两顿白面馍馍。可老天爷似乎日子丰盈，余粮过剩，一整个冬天把白面一样的雪花纷纷扬扬随意挥洒个不停。

上高一不久的一个星期，老天爷似乎是进行年终分红，大把大把的雪花抛洒了整整四五天。

到星期五那天，书本已拴不住我的心思了，我的脑子想的全是如何回家去取下个星期的口粮，以致连晚上做梦也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回家的路上，累得腿抽筋，疼得在梦中叫了起来。

星期六上午，老天爷依然大方地挥霍着它的库银。那几节课我什么也没听进去，只是不停地揪着自己的头发，仿佛那就是我的救命草，只要抓住了它就有了办法。

头发揪下不少，办法一个也没揪出来。就在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声把我们赶出教室时，我被不远处一个熟悉的雪人拽住了目光。

我愣了一下，盯眼一瞧，原来是我那大字不识一个但对我的学习看得最重抓得最紧的母亲。

我扑了过去，是的，我扑了过去，像七八岁时一样，一下扑到了母亲跟前。

“妈，你怎么来了？”我拉着母亲的手惊奇地问。

“雪下这么大，怕你回家路上摔跤，你爸不放心，他去修农田了，让我把下周吃的给你送来，叫你不要回家了。”

母亲用手拍着我身上刚落下的雪花，摸了摸我的头说：“要好好学习。”

母亲说着帮我把馍馍袋子放进床头前属于我的一个木箱子，转身就走。

“妈，这么大的雪，你怎么回呀？”我追上母亲，声音夹带着一丝哭腔。

“我能来就回不去？”

母亲又摸了一下我的头说：“我走了，天怪冷的，快回宿舍去，别冻着。”

这怪冷的天，难道你就不怕冷吗？你怕我冻着，难道你就不怕吗？我在心里大声问母亲。

母亲能来，你就不能回去？你怕雪怕路滑怕摔跤难道母亲就不怕吗？我在心中大声问自己。

我这样想着时，母亲已如一棵长了腿的雪树，匆匆走出了我的视野。一想到有七十里的雪路等着母亲瘦弱的身体去消化，我的心被揪得生疼。

那时没有电话，母亲是否安全回家，有没有摔着，到家时是啥时候了，这一切疑问没人能解答，直到忐忑不安地又过了一个星期回到家，看见母亲一脸的笑容，那颗被揪提在嗓子眼的心才恢复原位，平静下来。

我很听母亲话，课课好好学，门门不放松，在同年级将近两百名同学中，我始终在四强之内，夺冠军、拿第一也是常事。知道我的老师和乡邻、亲戚见我都会说：“你妈没白疼你。”

上高二时的一个星期天午饭后，我正收拾东西准备去上学，天下起了鹅毛大雪，不一会儿就下了厚厚一层，而且没有一点偃旗息鼓、收兵回营的意思。

一想起从家门口到学校要步行走近七十里路，翻越两座大山，我望望天瞅瞅地一脸的愁云。

坐在门槛上抽烟的父亲看了看天看了看地，将还没有抽完的烟在鞋底上使劲一拧往口袋里一装，戴上帽子背起我一个星期的干粮，递给我一根不很直的棍子拿起一把铁锹，什么话也没说，抬腿就往外走。

早已习惯了父亲这无声语言的我忙不迭地跟着往外走。

雪，没有为父亲的这一举动所感动，仍然旁若无人地挥洒着。

父亲一锹一个脚窝往前走，我一步一个脚窝在后面紧紧跟着，不敢松一口气。

为了能跟上父亲，我走几步小跑两步。在一个下坡，我一着急一脚踩在父亲铲的脚窝外面，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一步一步踩实了走，就不会摔倒了。”

父亲听到响声，转身拉了我一把，拍了拍我身上的雪，说了这么一句又上路了。

雪还在不停地下着，父亲在不停地铲着雪窝，为我铺展着脚下的路。

父亲弯着腰，动作不快不慢，一下接着一下，很灵活又很机械。我拄着木棍，小心地紧紧跟在父亲身后，走在父亲为我铲出的那条特别的路上。

雪仍然在下。

因为在父亲的后面，看不见父亲的脸面和表情，父亲呈现给我的只是那微弯的背和背上那一层厚厚的不停移动的雪。

我就那么一直默默地跟在默默地铲着雪窝的父亲身后，看那雪越积越厚，像一座雪山一样压在父亲背上，在大雪中缓缓地往前移动着。

我这样走着看着，心中不由涌起万般感触。这感触最后直涌到了眼窝，化作一股股暖流涌了出来，模糊了我的双眼，以致因此又连着摔了两跤。

我们走了一路，雪下了一路。

一路上，父亲只停过一次，不过十分钟。

父亲伸了伸腰，抖了抖身上的雪，搓了搓冻得红红的手，很过瘾地抽了几口烟，拍了拍我棉帽子上的雪，一句话没说又上路了。

就这样走了近六个小时才看见学校的门，这时天开始暗了。

父亲把我送进宿舍，放下我的干粮，屁股连床边也没挨一下就准备返回。

我说天黑了，您住我这儿等明天再回去吧。父亲说，明天早上还得送你弟弟妹妹们上学。

说完这话，父亲转身扛着铁锹迈开了步子。

看着父亲的背影我呆呆地站在那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你怎么不让你爸留下呢？天这么黑，又下这么大的雪，多危险啊！”

不知哪位同学的这句话提醒了我，我急忙从铺下拿出手电筒，向父亲追去。

父亲从我手中接过手电，拍了拍我的头，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

冬天的天黑得特别快，只一支烟的工夫，已漆黑一片，连白日里那刺眼的雪也披上了一袭黑色的晚装。

父亲的身影很快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融入了夜色中，只有父亲手中那明亮的洞穿了夜色的缓缓移动的手电光，显示着父亲的位置。

我就那样站在雪地里，静静地看着越走越远的光亮，默默地流泪。

那一晚，我端坐在床上，用心默默地陪着父亲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