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
第3编 问题的解决
● 第10章 实例(2)
贝拉克的巧计
一位经验丰富而聪明的执行助理，一向都习惯独立作业和作决定，最近与她的一位上司的相处发生了困难。她对自己与上司间冲突的描述是：自己的独立性令这位男上司感到威胁和不安全感，有几次上司当着第三者面前想要压制她却没成功。她觉得受到侵犯，便以一种保持距离和降格屈从的态度来对待他，这种态度刺激了这位上司以更轻视的方式来响应她，当然她更被激怒了。两人关系便因这样一来一往的互动而恶化，情况现在已经发展到上司在考虑要她调职或离职，而她也想先下手为强递交辞呈。
我们没有解释原因，但建议她等到下一次这位男上司又对她有所动作时，她要利用这个机会把他邀到一旁，以一种尴尬的语气告诉他：“很久以前我就想告诉你，可是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这实在有点神经病，可是每当你像刚才这样待我时，我就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和我与父亲的关系有关吧！”说完后，不等他有所反应就走出去。
她一开始听到我们的处方时十分震惊，然后开始“好奇”，最后她发现这整个处方的想象非常有趣。她表示自己都等不及地想试一试，但是到了下一次咨询时，她说第二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老板的行为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从那个早上开始，他变得有礼貌又容易相处了。
严谨和具体来说，什么事情也没有真的改变，他们两人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沟通或行动上的改变。但是使这种问题解决形式之所以有效的道理是，一个人赖以处理先前具威胁性情境的知识改变了。这种知识的改变通过她的行为传导给另一个人（这种信息的传导是经由多重与微妙的人类沟通管道），即便前述行为处方并未真实的被操作出来，该信息的传导可以带给双方对人际现实的重新建构。我们已经在“宣而不隐”的那一节中描述过这种特定的效应。即在典型的人类冲突情境中，事物愈变愈不变，相反的道理同样存在：事物看来一成不变，但事实上它们却改变了。
我们称选一种介入为“贝拉克的巧计”，它是源自于让·季洛杜( Jean Ciraudoux)的一出戏剧《贝拉克的阿波罗》（L'Apollon de bellac）。这一戏剧描述了一位胆怯的女孩阿格尼丝( Agnes)紧张地坐在总裁办公室外，等待工作的面试，另一位同样在等待的男孩看到阿格尼丝的紧张便告诉她，应对这种情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告诉对方他很英俊。
阿格尼丝一开始觉得这个建议太不诚实了，但这个男孩说服她道：“如果你告诉某人他是英俊的，会让他看起来就真的好看一些，所以这不是诚不诚实的问题。”阿格尼丝于是就依照他的建议去做，结果在面试过程中一关又一关地顺利通过。最后，总裁由办公室冲出来：
“阿格尼丝小姐，这个组织15年以来一直都充满了怀疑和猜忌。可是现在，就在今天早上，每一件事突然都改变了！我们的会计经理过去像一只狗似的怀疑每一个人，如今却变得和蔼可亲起来。连一向拘谨保密的副总都在主管会议中谈笑风生。上帝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这位总裁也因阿格尼丝对他的称赞而改变了。稍后，好争辩的总裁夫人来到办公室时，总裁对她说称赞男人英俊的女人自己也会更得漂亮的结论：
“崔西（总裁夫人），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干吗要创造女人？他不会用了男人的肋骨创造女人来折磨我们！女人之所以存在就是要让男人觉得自己是英俊的。那些懂得称赞男人的女人是最美的女人，正因为阿格尼丝是个美丽的女人，所以才称赞我是英俊的男人。你老是说我丑，为什么？
季洛杜所勾勒的是那种持续不断的人际纠缠，即一个环节扣上另一个环节再反馈回来。季洛杜同时借戏剧所特有的简化手法凸显出，一个非常小的改变可以导致整个模式的改变。戏中并没有什么真的美女俊男，那位年轻男孩说服了阿格尼丝相信他的说法，而其他人也愿意相信“美女与俊男”的存在。
利用抗拒
在第8章中，我们曾简略描述过，人们对改变的“抗拒”可以转变为改变的重要工具。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将“抗拒”重新理解为当事人对改变的一种预测或改变的另一种方面。下面的几个实例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在我们的治疗工作中，有一个现象可能会令一般人觉得惊讶。不少人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目的来接受治疗，他们参与治疗其实是为了攻击专家，以便证明他的问题是无解的。埃里克·伯恩(EricBerne)曾指出类似模式“你为什么不——是的，但是”的心理游戏。按常理推论，在这个僵局中，当事人寻求协助的要求，引导别人给了一堆一般性的建议，使得他觉得没有得到有用的协助，所以一再提出要求。由人类沟通的作用历程来看，其他人都只在内容的层次上响应沟通中的关系层面，对当事人而言，这种互动模式通常会导致关系的痛苦和挫折，而帮助他的朋友在卖力协助之后也选择了放弃。
上述这种态度其实很容易受到影响或改变。为了使当事人愿意不再进入自己惯有的推理，我们只要问他：“你为什么应该改变？”这个问题所引导的逻辑和他一向准备好进入的逻辑是不同的。依据他的游戏的规则，毫无疑问的是他应该改变——事实上，这整个“游戏”都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上。因此，“你为什么应该改变？”便不是这一游戏中所预设的一着棋；这着棋建立了一个新的游戏，他不能再玩老把戏了。同理，如果体面对一位已出入不同精神病院1O年之久的30岁精神分裂病人，告诉他说他应该不要再拖累家人，他应该自主独立找一份工作，等等，他可能会同意你的说法，但随即语带迷惑地解释自己只是还没准备好要离开医院。他已经不知听过多少这类的劝告，知道如何防卫与反击。
但是采用“你为什么应该改变”的路径就会带来一个极不相同的情境。如果你问他：“你为什么应该改变呢？”与以常理对抗荒诞（这一对对立的事物建构了事物的不变，而不是带来改变）的方式不同，利用对抗的技巧是值得选择的一种方法：
“我知道我不应该告诉你这些，因为这实在不像是一个医生该对病人说的；但是如果不必顾及别人，我必须告诉你我对你的处境有什么真正的想法，你知道吗？我觉得其实是我的脑子该被检查而不是你。因为你其实已经找到一种令大部分人羡慕的生活方式。我每天早上起床，就得面对可能99件都出错的一天，一天之中可能有10个小时要面对问题和责任。可是你呢？只要你不愿意，甚至可以不要起床，你的一天是安全且可预估和控制的。三餐有人为你准备好，下午你可以打球，晚上可以看电影。你知道你的父母会一直为你付住院费，即便他们去世的话，政府也会继续照顾你。你为什么需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来过像我这种愚蠢的生活方式呢？”
如果这个主题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发展起来，病人不久可能会反应道：“你到底是哪一种医生？我应该要走出医院、找份工作过自己的日子——在这里被喂养的代价是变成一个病人！”（再次提醒读者，这里所呈现的例子并不是“治愈”良方，而是一个第二序改变技巧的示例）。这种介入的另一种变化形式是问：“你怎么可能改变呢？”
通常，当我们所预期的改变发展得十分缓慢时，多一点鼓励和推动是常见的做法。相似地，当改变发生时，称赞和鼓励被认为是可以推动更多的进步的做法。真理就在身边，改变的曙光有赖于一点儿特别的运作，“慢慢来！”正是一种处理选择的“悖论”的介入方法。
举例来说，建议上面这位刚刚萌生意愿的病人离开医院、面对自己的生命是绝对无效的。在这个时刻，医生反而要列举所有不乐观的反对意见及可怕的顸测，警告病人：不要对自己的情境抱持不真实的乐观主义，太仓促的反应只会带来失望，他所说的好像是由哪一本书上背出来的而不是自己的真意，而且在目前的条件下，他最好让自己的计划保留在想象的阶段中。医生可以建议病人，为了使事情沉淀一下，至少在一周内他连想也不再想这件事。
“慢慢来！”的方法和“故态复萌”的处方合并进行时，效果更佳，特别是对那些第一次克服了障碍、十分得意却又担心这只是一种侥幸的人。对于这种人，我们会告诉他，他会面临一次“复发”的经验，但这是好的，因为“复发”可以使他更了解自己问题的本质。所以他应该故意使自己再发一次病，而且最好是在下次会谈之前。在“做得自然一点”这一“悖论”的架构之内，只有两件事情发生：复发或不复发；前者可被理解为他已经能控制自己演出一场发病的行为，后者则亦可证明他控制了问题的再发生。
其他“悖论”的介入形式，也能有效地处理人们面对改变时的“抗拒”。前面已经提过监护人对受刑者永不再全然信任或告之他任何事的说法的例子。奥古斯特·艾克霍恩(Aichhoni)亦于多年前即提出我们要讨论的是少年犯是如何地致使自己被逮住的问题，而不是去想他为什么要触犯法律。
这里再讲述另一个运用“悖论”介入方法的实例，这是一位中年男子为了解决困扰自己多年的失眠问题而求助于催眠治疗的故事。由各种迹象来看，他已经进入了被催眠昏睡的状态，但是他从来没有在治疗师的暗示下将手臂举起或玩弄手指；催眠结束后，他会怀疑自己是否进入了催眠的状态。尽管他的太太表示他最近其实看起来都睡得满沉的，可是他还是每次都抱怨自己的失眠问题。最后，我们告诉他，基于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不管他是否同意，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应该告诉我们有关他睡眠模式的任何改进，他应尽快地结束治疗。他有些困惑但同意了。两周后，他电告我们，他现在每天至少能熟睡几个小时，这是过去19年来所没有过的事。我们批评他违背了我们先前跟他的协议（不可以告诉我们任何改变的信息），而且我们对于他在这个短期内发生的改变不表乐观。3个月之后，他再次和我们接触，并表示自己现在不需要借助药物即可入睡，只是最近工作上的困难又开始干扰自己的睡眠，我们这次没有批评他反而鼓励他。隔周他告诉我们自己已经克服了这次复发的问题。
再说一则青少年的故事。一名青少年因为在学校贩卖巴比妥类药物(barbiturates)给同学而被逮，他十分懊恼，但并不是因为他可能因此而遭到开除的处分，反倒是他的“交易”会因为开除而被打断。当校长告诉他休学的处分是为了他好及协助他时，他的懊恼转为强烈的愤怒。校长告诉他在休学期间，他可以在家中自习以获得学分，他的母亲可以到学校拿作业及考试题目带回家给他做。因为他已经被勒令休学了，而无法对校长发怒，所以他将怒气指向母亲，并表示自己不会做任何功课。也就是在这个时刻，他的母亲前来求助。
这位母亲希望这位治疗者想办法邀男孩来会谈，而且能使他接受校长的规则在家自习。不过，根据治疗师的了解，这个男孩对校长的愤怒才是改变契机之所在。治疗师建议母亲：“回家后就告诉儿子说，自己和另一位妈妈分享过他的情况后终于搞懂了某件事，但是她不确定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之后，要稍微犹豫一下再说出自己的领悟——这个校长过于重视学生的出缺勤，他坚信一个学生若是不能全勤就一定不能赶上进度，所以校长要他休学就是要使他在课业上被当掉。”接下来母亲要指出：“如果休学时你靠自习可以学得比在校时还好，校长就会很难堪了。”她说完后就建议小孩：“你最好不要把书读得太好，不然太不给校长面子了。”后来，这位母亲告诉治疗者，当儿子听到他这么说时，脸上浮现恶魔式的狞笑，眼中露出复仇的眼神。这位男孩已经找到了一种报复的方式，为了达到报复的目的，全力以赴地工作便不足挂齿了。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母亲告诉我们，儿子已经“为了复仇”全力在家自习，他的成绩比以前好多了。
还会有什么事情会比一位治疗者告诉前来求助的当事人说，处境已经濒临绝望会更有反治疗的效果呢？相信我们的读者现在已经能觉察到，有一整组人类的问题是和人们乐观与支持的态度有关；这种乐观与支持的态度只发挥巩固与维持既存问题的作用。如果我们能避免浪费时问在询问当事人为什么要玩“帮助我，但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游戏，转而接受这个事实（就是有一种人乐于玩此游戏），我们就能够专注到他们在做什么，他的所作所为是如何嵌在当下的脉络中，以及能够做些什么来改变它。这类求助者的典型代表就是那些四处求助打败过一群专家的当事人。有了这些前车之鉴，治疗者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已被列为病人名单中的下一个战利品。在这种情况下，不管病人的潜在原因是什么，治疗者任何专业的自信和乐观都可能逃不出病人的掌控中。因此，能发挥疗效的治疗姿态不再是“我可以如何帮忙，”而应是你的情况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治疗者所准备的第一个介入方案是耐心地去探询病人过去求助失败历史的各个细节——他看过多少个医生，他们试过哪些不成功的疗法，他接受过哪些检查、手术或药物的医疗程序，等等。等到自己对病人过去失败的医疗历史已掌握到相当程度时，治疗者尽可能以一种权威、谦虚而悲观的姿态来质疑病人。他告诉病人，病人对于治疗一直有一个完全不真实的期待，治疗已不能对他的问题产生什么作用了，治疗者可能只能教他如何与问题共存下去了。在这么进行时，治疗者完全改变了游戏的规则：治疗者现在宣称治疗是无用的，而且他以专业信誉预测病人是不会改变的。这一动作使得病人只剩下了两条出路：放弃或继续他的游戏——所谓的继续玩这场游戏是指他只能通过“以‘证明’改进是可能的，来‘击败’专家。”这时，不论他选择哪一条路，都会带来一个第二序的改变。
相同的介入方法特别适用于别扭又叛逆的青少年犯罪者身上。治疗者以谦虚和悲观的姿态宣告青少年是一个“天生的失败者”，“基于长期和像你这样的青少年工作的经验，我可以明确地预测，不出3个月，最多不过6个月你就会再犯错而回笼。你父母有一个过时的荒谬想法，他们认为我或是某人可以协助你的生命变得不那么愚蠢。我要告诉他们省点钱吧！——我不想浪费时间在失败者身上。”之后治疗者单独约谈父母，以他们最能接受的语言和他们讨论。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呈现这些策略的案例。
有一种既存的问题情境是一方控诉另一方的某些特定行动，这些行动找不到什么直接的证据，但是指控者确实是具有信誉的一方。在治疗师、青少年犯罪工作者或是酗洒者的配偶身上可以看到这种实例。
这种模式看来像是这样的：基于过去不良的记录，指控者怀疑被指控的一方会秘密地再犯错；被指控者则否认这一指控。这一模式在指控者提出“证据”的声浪中不断提高，例如，“你那天晚上说话已经大舌头了，脚步也不稳……”或者，在一个青少年的案例中，“当我问到你和男友的性关系时，你就脸红了；或是，你一回家就直接走进你房里去了”，等等。为了对抗这些模糊的证据，被指控的一方气愤地为了防卫自己而抗辩，指控者却视抗辩为“罪恶感”的证据。当这样一来一往达到一个爆发点后，被指控者再度逃离现场或喝酒去了，当然这正是指控者求之不得的额外证据。当当事者将问题带到治疗者面前时，指控者完全相信这些“事实”，而另一方则陷入无助的挫折之中。
我们的观点是，何谓“真正的事实”是次要的事，而且它几乎是不可能弄明白的。更重要的是，不管被控者涉入不被接受行为的程度为何，指控者处理的方法只会更加延续与扩大问题行为。即便是被指控者已努力改善自己的行为，又如何能“说服”被控者呢？
要能打断这一由不可挑战的指控和无法证明的否认所勾连的循环，需要当事人双方一起出席会谈。治疗者先得避免进入任何有关防卫或指控效度的讨论，大可表示因为自己不在现场，所以无法仲裁什么是“事实”。不过，既然被控者曾经承认过自己的不当行为，所以指控者至少抓到了一个要点。被指控者既然已经承认了这一点，指控者就应该更往前追击。我们建议他，他以前只是随手找一些证据，所以现在要能机警地搜集证据，因此磨锐他的观察力是首要的功课——但是，这项功课要靠被控者的“协助”才能完成。
如果酗酒是问题行为的话，我们要被控者一整天滴酒不沾却表现出喝醉的样子，然后在喝得差不多的一天却尽量表现出清醒的神态。我们同时建议他要以随机的方法来选日子，而不是采用轮流的方式。这样一来，指控者就可以知道自己的知觉能力有多好，他要尝试作出最正确的诊断。
在父母控诉自己青春期子女背地里做坏事的案例中，我们在父母子女一起会谈时以“成熟”为题目发表一小段演讲。在演讲中我们强调成熟的一个方面是“把自己对别人的意见保留在心中”。为了成熟地发展这个形式，我们要青少年在下一周中做一件令父母高兴的事但不要告诉他们；父母则应“帮助”小孩，但帮助的方式是检验小孩守住秘密的决心；最
好的一个办法是在这些行为的小节上施加压力。如果小孩觉得父母所施诸于自己的压力太巨大时，他可以使用的最后一招是谎告父母说自己做了某件坏事。
相信读者已经看懂了，这一个介入方法逆转了这个家庭因其问题解决行为所创造出来的僵局。他们现在不能再玩同一个老把戏了，因为现在指控者（父母）的任务是去发现被指控者（青少年）在何时何地表现出好的行为，这使得青少年不再有理由表现出“无法证明的否认”。
仁慈的破坏
“仁慈的破坏”是处理父母和叛逆青少年关系典型危机的有效方法（它也适用于其他类似的情境），指控一方忙于控制住另一方的行为，但所做的却均告无效。大部分这类案例中的问题很容易界定：青少年不服从、不读书、不收拾自己的房间、没礼貌、晚归、快被退学了、和他的狐朋狗友鬼混、可能还吸毒、行为已逼近犯罪边缘，等等；而这种情境和互动模式已发展一段时间了。青少年成为成年人的成功转折，与其家庭关系中互动规则的改变是有关联的，这种规则的改变正是第二序改变。简言之，告诫一个八岁小孩“你照我说的去做，不然的话……”可以行得通，但对十四岁的青少年，这么说的话，他极可能回顶一句：“不然又怎样？”父母发现他们原来熟悉有用的管教方式不再有效。
按一般常识所建议的处理方式几乎都是第一序改变的方法，而它们只会导致亲子关系的僵局。父母亲可能会先试着说道理，但这一招是无效的，因为青少年推理的前提是不同的；之后父母可能施以薄惩，青少年成功的反抗；父母因而加重惩罚，这只会导致更强烈的反抗（依群论规则中的第四属性）；最后，当父母只有招来警察代为管训时，青少年的行为已清楚地发展成不可控制的行为了①。很明显地，父母解决问题的做法“创造”并“维持”了问题，可是这一人类冲突中典型的事实却常是人际互动中的盲点。做父母的不敢放松他们的管教压力，因为他们“知道”青少年的行为可能完全不再被自己控制；对青少年来说，反抗则是对抗父母不断逼近的要求以确保心理生存空间的唯一手段。这种互动的结果是典型断句的问题（和第2章群的第二属性有关）。旁观者则毫无疑问地看到，只要任一方退一步，另一方也就会退一步。
【①任何青少年犯罪的社会或教育工作者，都知道青少年对这些权威人士所开放的可能性是与父母同样有限，这些青少年很快便辨识出来这些人不过是另一群纸老虎。】
这个时候，我们给父母的处方就是应用“仁慈的破坏”方法。这个方法的第一步是采取一个低姿态，在父母对小孩坦承自己已无能力控制他的行为之后，对小孩说：“我们希望你11点回到家，但如果你不按时回家的话，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在这个新的对待方式之下，青少年很快发现防卫或肯定自己的行为好像都不太有意义了，他不能公然反抗弱者。在第一局过后，父母开始在11过后就锁上门窗上床睡觉，所以当小孩回家时，他只有敲门或按门铃。父母要假装已入睡而让他在门外等一阵子之后再去开门，而且开门前要以睡意浓厚的声音困惑地探问是谁在门外。在小孩进门后，父母表示对让他在门外冷风中等这么久十分抱歉，然后别再重复往常的唠叨，安静地回床继续睡觉。
第二天早上如果小孩不提的话，父母不要主动提起这件事，如果小孩提起的话，父母仍以抱歉的姿态出现。在青少年每一个不当行为之后，父母都跟着进行一个容易实行的破坏性行动：如果青少年没整理床铺，妈妈就帮他整理，但是故意丢一些饼干碎片在被褥里和床上。当小孩对此抱怨时，妈妈就抱歉地表示，自己一面铺床一面吃饼干，所以不小心掉到床上去的。如果他连自己的衣服都从不收拾，妈妈就要做一件愚蠢的错误，例如把糨糊倒到他的待洗衣物上，或是把盐当成糖放到他最爱吃的甜点里，或是当他正要出门赴约时，意外地把牛奶泼到他身上（我不知道这些日子是怎么回事——我老是一直出错！）。父母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对这些行为出现指责的讯息，而总是表达出自己的歉意和混乱的心情。
那些对青少年子女行为深感无助和愤怒的父母，很容易就接受这一个行为处方，而且欣然地执行它，因为他们很乐意“反击回去”。但是读者也一定能想象到，有某些父母，特别是母亲，会排斥这一处方，她们不愿意去“假装”和“演戏”，同时宣称“我不能够对他耍这种招数！”抱持这种态度的父母是不容易参与这项做法的。
面对前来求助的父母，我们在提议这种行为处方之前，一定要对如何说明它的“语言”要有清晰的想法。如果父母是视生命为必须对抗一连串问题的那种牺牲奉献型的人，我们就告诉他这一处方要求他们从事的行为是一项高难度的牺牲。对那些军事化管训子女的父母亲，我们则指出，心肠软的士官长在操训新兵时会变成新兵的共犯，他的仁慈好心将不利于新兵应战必备的基本训练，新兵搞不好会因而命丧疆场；而新兵所痛恨的严厉的士官长反而增加新士兵在战场上存活的机会。有时，这一说法也适用于前面那种希望自己被小孩喜爱而害怕被小孩视为“苛刻”的父母，对于这种父母，我们可以批评他们只挑对自己较好过的方式来教养子女。另外，下面的说法则对大多数父母是受用的，青少年必须要学习的一项最重要的功课就是有受就有施，而他们的小孩显然尚未理解父母给了他们多少，只“受”而未有任何回报。
显而易见地是，如何影响父母协同参与占据了我们最多的心力。如果有些父母真的很难合作的话，我们可以再运用一个病症处方的说法来促使他们合作。我们告诉他们，通常弱者会作出一些损害自己成功机会的事情却不自觉，以他们和小孩关系的现况来说，我们也不知道谁会是弱者。
“仁慈的破坏”介入方法之所以有效，来自于这一方法所发挥的再框定的双重历程：它使得反抗变得不吸引人而且无用。既然已经没什么好反抗的，家人互动的动力就翻转过来了。在青少年犯罪的典型家庭里，父母表面上是严厉处罚和压制的，但暗地里却是引诱和默许子女的。“仁慈的破坏”则创造了一个不同的情境，父母很明显地变成无助和允许子女不当行为，但却以一种隐讳的方式来处罚子女，使他们无法很顺畅地反抗。与其使用“空洞的威胁”、“说理”和“劝诫”等无效的方法，父母需要一种安静但却更为有力量的方式来对待子女。这一做法可以使无效又维持问题不变的“解决之道”就此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