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地区产茶的文字记录最早出现在唐代樊绰的《云南志》里面。《云南志》又称《蛮书》，大约成书在公元863年左右，是樊绰跟随经略使蔡袭时,蔡袭为了对付南诏国，命樊绰对南诏情况进行调查搜集。南诏国（738年-902年），是古代国名，八世纪时生活在云贵高原洱海地区。樊绰在参考前人袁滋（749年－818年）所撰《云南记》跟韦皋(745年～805年)所撰《开复西南夷事状》二书的的基础上写成了《云南志》。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中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蒙舍蛮是泛指，代表的是当时南诏国的各个民族。宋朝李石的《续博物志》里也记载道“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桂烹而饮之。”。这里可以看出的是，在唐代，普洱地区产的茶还不是现在咱们喝的后发酵的普洱黑茶，而是“散收无采造法”之茶，是原始的白茶。《云南志》成书是在陆羽《茶经》问世（780年）八十三年之后，所以说当时普洱地区的茶叶生产制作还是相当落后的。

  银生城，是唐代南诏国银生节度区的首府。银生节度又称开南节度，管辖区域相当于现在的西双版纳跟思茅地区。"银生城界诸山”，顾名思义，指的是现在西双版纳跟思茅地区的诸多茶山。也就是清代檀萃跟阮福所说诸山。檀萃(1725年～1801年）在其《滇海虞衡志》中写道“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日攸乐，二日革登，三日倚帮，四曰莽技，五日蛮耑，六日慢撒，周八百里。”。阮福著《普洱茶记》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福来滇，稽之《云南通志》，亦未得其祥，但云产攸乐、革登、倚帮、莽枝、蛮专、蛮撤六茶山。而倚帮、蛮专者味最胜”。又说"本朝顺治十六年(1659年)平云南，那酋归附，旋叛伏诛。编隶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纳地设普洱府。并分防设思茅同知，驻思茅。思茅离府治一百二十里。所渭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厅治有茶山六处曰倚帮、曰架布、曰峭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

  “普茶”一词最早出现在明代万历四十八年( 1620年) 谢肇淛的《滇略》卷三中，书中写到“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渝作草气，差胜饮水耳。”谢肇淛是在万历年间来云南担任右参政的，他认为云南没有好茶，不是因为云南不产茶，而是不懂得制茶的方法。制出茶叶也不懂得如何烹瀹品饮，等于无茶。但当时均云南人，无论有身份的士人，还是没地位的庶民，都饮用普茶。在来自文化繁荣地区的谢肇淛看来，饮普茶，只不过比喝白开水强一点而已。

  说起谢肇淛（1567年—1624年），这个人是很有点意思的。他是福建长乐人，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明代博物学家、诗人。入仕后，历游川、陕、两湖、两广、江、浙各地名山大川，博学能诗文，所至皆有吟咏。所著《五杂俎》为明代一部有影响的博物学著作，《太姥山志》亦为其所撰。

谢肇淛具有唯物主义的观点，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很多人都认为，谁要是被雷电击中了，就说明他做了坏事，遭了天的报应。而谢肇淛认为雷电击人，不过是雷电起伏不定，人不幸遇上罢了。他凭自己对生活中打雷闪电的观察进而得出结论---“雷之蛰伏似有定所”他通过观察发现，家门前的乌桕树每年初春都要被雷电击中，因此得出雷电击物击人是有规律的这一结论。他认为，“如果说老天有眼，雷电击人是有心的，那么枯树畜产也会被雷电击到，难道它们也做了什么错事，因而遭报应吗？”他还大胆地批驳传统因果报应思想。他说，灾祥的降临都不是上天有意的，有人遇灾反而得福，有人遇福反而遭祸，也有同样遇到灾祸就遭灾或者同样遇到好事就成就了好事，这其间并没有什么规律。如果有人硬要去牵强附会，找寻其中的缘故，就十分滑稽可笑了。

  我们大家都是好茶之人，在这个学习茶的过程中应该要有谢肇淛的这种求真的思想，不要人云亦云。现在，很多人对一类茶的根本口感已经偏离了，心灵鸡汤的原因。被市场，被大师，被教主，被情怀，被文艺，带偏了。老茶搞拍卖，新茶玩概念，历史靠大师，真没法看了。有人认为我花了多少多少钱，大师们都在喝什么茶，朋友们都在喝什么茶，我就喝什么茶，这样才是最牛的，最高大上的。殊不知，车越好，跑得越快，反而离目的地越远！

  再聊点好玩儿的。谢肇淛曾向袁宏道借抄《jinpingmei》。袁宏道也是位牛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历任吴县知县、礼部主事、吏部验封司主事、稽勋郎中、国子博士等职。他是明代文学反对复古运动的主将，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史称公安三袁。由于三袁是湖北公安县人，故其文学流派被称作“公安派”。，袁宏道在《与谢在杭书》中曾说：“仁兄近况何似？《jinpingmei》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