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张泉 语言学人 2022-04-11 12:15
在《十三邀》第五季中，年逾八十的钱理群出镜。他精神矍铄，疫情期间笔耕不辍，写了四十万字，他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在边缘位置关心中心问题”。而这种在边缘关心中心的意识，也许要追溯到60年代他在安顺的时候。
1960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即被”放逐“到安顺卫校教书，一待18年。在偏远的山区，他与学生一起讨论莫里哀、鲁迅，组成”民间思想村落“。从安顺返回北京后，钱理群走上北大中文系的讲台，在大学里，他系统性地研究鲁迅，致力于“重写文学史”，同时也和当年在卫校一样，密切保持着和青年们的联系。
2012年，他宣布“告别教育”。2014年，他继而发文“告别青年”。他说，“自己很难影响一代人、一届学生中能影响五个就够了”。尽管如此，他仍希望年轻一代不要被现实缚住，局限于一时或一域。
下文选自《中华文明访谈录》。本书作者张泉于2014年采访了钱理群，因此有了这篇文章。在文章上半部分，作者张泉回顾了钱理群的生命经历，下半部分为对谈。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此处转载自凤凰网读书。
钱理群
《不断地与鲁迅相遇》
张泉
鲁迅有篇文章叫《革命咖啡馆》，说有些知识分子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而知识分子们在“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满足。
一、初遇鲁迅
“繁霜夜降，木叶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枫叶也变成红色了。我曾绕树徘徊，细看叶面的颜色，当他青葱的时候是从没有这么注意的。他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
《腊叶》里的意象斑斓而又诡秘。仿若眼前溢彩流光，却冷不丁冒出一双眼睛，打量着九岁的钱理群。
这篇文章收录在开明书店选编的《文选》里，书是在四哥的书桌上发现的。作者的名字，却是第一次见，叫鲁迅。
1948 年与鲁迅的初遇，猝不及防，又难以忘怀。九岁的少年自然不可能预知，研究、讲授、写作鲁迅，将成为一生的志业。他只是如饥似渴地继续阅读一切能找到的书籍，还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平生第一篇文章，幻想自己生出翅膀，到喜马拉雅山上眺望华夏大地。少年不识愁滋味，他并未发现，剧变在即。
踏着南京街头的冰凌，他随父亲去中山东路吃汤圆。他狼吞虎咽地很快吃完，抬起头望向父亲，穿长衫的父亲微微一笑，将自己的汤圆一个一个夹进儿子碗里，随即长叹了一声。
那声叹息，是父亲留给钱理群最后的记忆。
钱理群父亲钱天鹤
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被誉为“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早年负笈美国，与任鸿隽、杨铨、赵元任、周仁等人创办“中国科学社”，后来担任国民政府农林部常务次长、联合国粮农组织远东区顾问。然而，随着时代的动荡，一个家庭悄然分化，父亲和三哥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二姐和四哥却是中共地下党员。一家人辗转流徙，天各一方，正是近代中国无数场离合的缩影，而更残酷的告别，已然来临。
父亲启程前往台湾。由于长辈反对，母亲带着几个子女，决定暂时留在大陆。他们都不知道，毕生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在未来的每一天，整个家庭眺望的方向，都是海峡的另一端。
但父亲其实从未从家中退场，他变成记忆深处一道模糊的身影，变成挂在墙上的巨幅照片，变成在除夕夜特地摆出的碗筷，后来，又变成不能言说的秘密、隐痛与梦魇。
二、“放逐”安顺
在老舍笔下，秋天的北京是天堂——“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
1960 年，钱理群却不得不在秋天离开北京，时间严格限定在“国庆节”来临以前。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不能加入共青团，从北大新闻系毕业后，也只能被“放逐”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做语文教师。几个哥哥、姐姐也是如此，或被下放，或被安排到外地工作，为他送行的，只有二姐一人。姐弟俩其实并不熟悉，他11 岁才第一次见到二姐，她是中共地下党，丈夫丁毅是《白毛女》的作者之一。
秋日北京的最后一晚，没有小白梨与大白海棠，也没有良乡的栗子和炮羊肉。钱理群守在剧场外，等二姐下班。剧场里人声鼎沸，他却无心看戏，离别已经足够沉重，未来的命运更加令人担忧。
二姐终于走出剧场，舞台上英姿飒爽的女英雄，在现实中重归平凡，面对家庭的离散，她无能为力。他们一起坐公交车去车站，半路上，她突然把钱理群拉下车，那里是天安门。姐弟俩倚着栏杆，望向空落落的城门，沉默无语。
二十一岁的钱理群不知道自己还要过多少年才能重新站在天安门前面，所有的告别都可能是永别。他生逢这样的时代。他突然迫切地想要写诗，甚至立刻想到了开头，“从天安门出发……”，但他沉吟着，再也不知该如何写出下一句。
八年后，诗人食指将用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道出钱理群未能落笔的那些心声：“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北京就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这首感动了一代人的诗歌问世时，钱理群已在贵州的山村蛰伏八年。群山之外，仍是群山。除了《毛泽东选集》和《鲁迅全集》，他几乎一无所有。
1960 年代的《安顺报》上依然掺杂着些零星的繁体字，“劳动”和“农业”则是永恒不变的关键词：“ 以农为荣，以农为乐。红在农村，专在农村”，“人民公社的红旗越举越高”……初来乍到的钱理群被迅速卷入另一个世界。
卫生学校的讲台上搁着一个骷髅头，眼眶的孔洞平静地望着钱理群，听他讲完一堂又一堂语文课，始终露着莫可名状的微笑。
他开始学会苦中作乐，清晨爬山看日出，夜半到水库边，看月光下的山水，有时也会画画。贵州的山水重塑着他的精神世界，多年后他写道：“我总是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目标，或者读一本书，或者写一篇文章，或者编一套书，甚至是旅游，我都把它诗意化，带着一种期待、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兴致勃勃地投入进去，以获得写诗的感觉。我强调生命的投入，全身心投入。”可惜，那不是一个包容诗意的时代。人们对美景置若罔闻，更关心这个行为诡异的北京年轻人究竟是不是特务。
很快，钱理群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他迫切地想回家看母亲一眼。不敢买车票，只好扒火车，穿越一个个山洞。车厢里有位好心人救了他，但他很快发现，这位好心人其实是一名警察。他继续辗转逃亡，遇到过查证件的“造反派”，几次侥幸逃脱，终于赶到大哥家中，不料大哥已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钱理群随即被押回贵州，而回到贵州，等待他的是万人批斗大会……
多年后，钱理群这样回忆，“（它）成为我最重要的生命体验。或许正是这样的生命体验，决定了我今天的基本价值立场”。
可以公开阅读的书越来越少，最终只剩下《毛泽东选集》和《鲁迅全集》。虽然都在大学时代读过，然而，在一个精神饥荒的年代，持续反刍是唯一的选择。
从1962 年开始，钱理群决定重读鲁迅。他躲在一间寒冷的小屋里，饿着肚子，郑重其事地写《鲁迅研究札记》，起笔第一篇即是《鲁迅与毛泽东》。钱理群身边逐渐聚集起一群年轻人，有工人、职员、零工、代课教师，他是唯一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每周在山上的小屋聚会，煮一锅蔬菜汤，分吃几个烧饼，也分享着知识和思想的乐趣。
多年后，钱理群将这些聚会称为“民间思想村落”，在遥远的西南边陲，他们依靠思想相互取暖，度过无尽的长夜。
他们热烈地讨论鲁迅、莫里哀和巴黎公社，有时也会没完没了地争执。“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思潮和‘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共同塑造了这一代人复杂而多变的性格。
钱理群则尝试以马克思、列宁为原点，对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更加系统的梳理，从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到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斯基、布哈林、卢森堡，一条持续演变的思想脉络次第展开。他也在马列主义的框架下重新思考鲁迅的价值，隐约发现了另一个鲁迅。
三、重回北大
重新坐进北大的课堂，钱理群已经三十九岁。讲台上的老师，有几位就是早年的同学或学长。
1978 年，他考取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文学史家王瑶。
他在贵州消耗了十八年，这本该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漫长的乡村生活让他显得与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一度不敢走进图书馆，不敢与同学聊天，生怕说错话。
面试时，未来的导师王瑶问他，鲁迅可不可以一分为二……那时“文革”尘埃尚未落定，这些问题几乎都无法回答。
那时的北大校园里，时常能看到朱光潜、冯友兰、林庚、王瑶等人蹒跚的身影。他们像一颗颗即将熄灭的流星，闪耀着落幕前璀璨的余辉。与此同时，1980 年代的文化激流席卷而来，年轻人开始迷恋那些舶来的名字，作家们频繁地篡改马尔克斯式的开篇或者博尔赫斯式的句子，理论家们则不厌其烦地借用英文单词或者一些拗口的新兴概念。西潮汹涌，众声喧哗，钱理群却将目光重新投向鲁迅。
1979 年，他写下《鲁迅与进化论》，同年开始研究周作人。他相信，周氏兄弟的文学实践与人生选择，各有千秋，又能彼此印证。对鲁迅研究的反思，同样过渡到对自我的反思，最终对鲁迅的发现，也促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
1981 年，钱理群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四年后开设了第一门独立课程—“我之鲁迅观”。这个命名饱受争议，很多人认为他不知天高地厚。不久，武汉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他再次引发“众怒”，因为他宣称“既不能仰视鲁迅，也不能俯视鲁迅，要平视鲁迅”。一石击起千层浪。当时人们对鲁迅的评判正出现两个极端，有人仍视之为偶像，也有人弃之如敝履，鲁迅时而被神化，时而被矮化，钱理群则试图将他重新人化，注定要为此四处碰壁。
一些批评者最终将矛头对准王瑶，看他怎样处置这个“忤逆”的学生。王瑶果然把钱理群严厉地批评了一番，不过，批评的重点是怎样处理课堂关系。最后，王瑶加了一句话：“我也在北大讲过鲁迅，钱理群讲得比我好。”
王瑶与孙玉石、钱理群等学生在一起
历史仿佛陷入某种轮回。在不同的时代，人们都会发现，鲁迅当年评判的许多问题，中国社会仍在不断面对，这让人们总是能从他的文字中找到共鸣，获得反思。
1980 年代初的思想启蒙，自然又将鲁迅树立为一面精神旗帜，鲁迅研究再度成为显学，短短六七年间竟有六千多篇论文和近二百部专著、专集问世。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鲁迅研究在1986 年出现退潮之势，《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文丛》《鲁迅研究年刊》等刊物逐渐难以为继，钱理群却在这一年出版了《心灵的探寻》。
尽管在文字方面早慧，九岁就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他却要等到四十七岁才能出版人生中的第一本书。时代阴差阳错，让他成为最年长的“青年学者”。
在这本书中，他试图将鲁迅具化为一个真实生动的人，探索其内心世界，并提出“心灵辩证法”。鲁迅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面对各种抉择，拥有复杂的情绪，在各种矛盾中挣扎，寻找出路。钱理群相信，“鲁迅正是通过这种探求，真正深入到民族大多数普通人民的心灵深处，转化为真正的精神力量”，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鲁迅代表了中国人“思维模式与文化心理结构的突破与重建”，找到这条心灵的通道，就能发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怎样一步步走向成熟。
在方法论上，他则强调从鲁迅惯用的那些独特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出发，多层次探索其背后蕴含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美学内涵，并发掘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不同影响。他在最能代表“鲁迅的哲学”的《野草》中，搜寻各种充满辩证意味的“单位意象”，诸如“一切”与“无所有”、“天上” 与“深渊”、“希望” 与“绝望”、“先觉者” 与“群众”、“改革者” 与“对手”、“叛逆的猛士” 与“爱我者”、“生” 与“死”、“冷”与“热”、“爱”与“憎”、“沉默”与“开口”、“人”与“神/鬼”、“人”与“兽”、“梦”与“现实”。他还通过鲁迅作品中时常出现的“示众”、“寂寞”、“孤独”、“黄金时节”、“旷野”等词汇，分析鲁迅式的思维方式、心理特质、情感方式与美学风格。
要理解鲁迅的内心矛盾，在钱理群看来，关键在于充分认识鲁迅的历史坐标，尤其是其强烈的“历史中间物”意识。
鲁迅一直以“历史中间物”自况。发展自我还是牺牲自我，是贯穿鲁迅一生的哈姆雷特之问，造成了他的痛苦，也恰是鲁迅之为鲁迅的重要动因。据此，钱理群对鲁迅的身份也进行了更加明确的界定：“无论是20 世纪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历史纵坐标上，还是在由国别文化的封闭体系向世界文化开放体系过渡的历史横坐标上，鲁迅都处于‘历史中间物的位置’。”钱理群进而联系现实，提出：“先觉者与群众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这是本世纪时代中心问题之一，却在相当一个时期被弄得十分混乱。”
《心灵的探寻》让学者王得后倍感惊喜，认为它“标志着我国的鲁迅研究冲破了传统的格局”。一些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起，认为钱理群过于美化鲁迅，而忽视了鲁迅身上的知识分子的弱点。钱理群并不回避，亦不狡辩，反而开始探讨自身的局限性。他毫不讳言自己“怀着探求的渴望，又负着精神的重担”，他深知自己的认知和情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他也因此像鲁迅一样，将自己界定为“历史中间物”，希望为下一代人铺路。
《心灵的探寻》之后，钱理群几乎每年都会出版至少一本书，仿佛急于把失落的青春加倍索回。2008 年一年间，他甚至出版了七本论文集和随笔集，那一年他已经六十九岁。
他的学生摩罗曾调侃他有“随时打盹的本领”，只要感到疲劳，随时都能入睡，有时只睡十几分钟，醒来立刻精神抖擞，继续讨论问题，读书写作。
钱理群早已著作等身，许多作品不仅影响着学术界，也影响着社会与公众。他被誉为1980 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并像他的精神导师鲁迅一样，成为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的精神导师，而他觉得自己“本质上是一个教师”：“‘教育’的地位是重于‘学术研究’的。我不但在学术上，而且在教学上，也有着自觉的追求；从大学文学教育的指导思想、教学原则，到教学的内容、上课的形式、讲授的艺术，我都有自己的思考，精心的设计。”教学与研究、写作相辅相成，他会在课堂上不断地与学生讨论最新的发现与思考，相互激发，他称之为“集体漫游”。鲁迅是他与学生保持精神联系的通道，也正因为教学所需，他的研究更注重文本分析，丝丝入扣。或许，教师的身份也加速了他的反思，他的写作逐渐从革命话语转变为启蒙话语。
他像罗丹雕琢思想者那样，用笔雕琢出鲁迅的精神塑像。凿去那些被篡改过的粗糙线条与刻板印象，往鲁迅的眼睛里重新注入人性的光辉，让逝者开口，与未来的时代对话。他试图与年轻人分享一个更为复杂、不断变化的鲁迅，不同的时代对鲁迅存在不同的阐释，这些阐释本身就是当代思想史嬗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也在不断反思自己的思想。他最终否定了“心灵辩证法”，认为自己曾深陷在黑格尔的命题圈套里，泯灭了矛盾，过度追求统一，注意到了鲁迅内心的矛盾，却想当然地认为鲁迅最终解决了这种困惑。他仍然愿意继续充当“历史中间物”，不辞辛苦地推动年轻教师、志愿者的工作，但他也清晰地看到，“历史中间物”这种自我界定存在着巨大的隐患，一旦有了太强烈的“赎罪意识”和“牺牲意识”，很可能会逃避自身本该担负的责任。这让他时刻保持警觉。
尽管如此，他的书再版时，除了修订一些必要的引文和错字，都不再做改动。他希望向后世的读者坦陈他的时代，他这一代知识分子走过怎样的路，即便思想不够成熟，间或有些偏颇，但他已经竭尽全力。
四、重写文学史
如果说鲁迅是一个不断回归的精神原点，那么，中国文学史则是一片持续深耕的思想园地。每隔十年，钱理群就会发起一次重写文学史的探索。
左起：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
1985 年，他与黄子平、陈平原联合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试图摆脱“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当代”（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期，“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他们从文学发展的规律与时代语境出发，将20 世纪中国文学置于两条轴线上——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演变和20 世纪世界文学汇流——重新考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直接改变了未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格局。
左起 吴福辉、钱理群、温儒敏
同年，他与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在《山西教育》杂志主持“现代文学史”专栏，并结合自己在北大开设的现代文学史课程讲稿，延展成教科书《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部文学史强调文学的“现代性”，体例新颖，打破了此前的观念与范式。除了“鲁、郭、茅、巴、老、曹”的传统排序，也兼顾了沈从文、赵树理、艾青等不同立场的作家，甚至将台湾文学也纳入考察范畴。这部文学史后来被国家教委选定为大学教材，影响至今。
1993 年，钱理群与吴晓东、董乃斌联合出版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 世纪文学部分），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念进一步细化，从文学形式和语言的变革来观照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还特别关注了媒体的兴起、稿费制度的建立、俗文学的影响等新的角度，扩大了文学史研究的范畴。
十三年后，他又与陈子善、吴福辉主编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这个历时七年的项目，试图为文学史研究寻找新的空间，编年体则表现出文学发展的真实状态。他们还尝试用文学化的形式写作这部文学史，将文学性还给文学研究。
每一次重写，都开拓出新的可能性，并让人们距离真相更进一步。
五、“告别教育”
年过古稀的钱理群或许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演讲者。他精力充沛，思维跳跃但逻辑缜密，也深知该在哪些时刻活跃一下气氛，或者稍作停顿，给听众留出反应与思考的空间。
台下总是挤满难以胜计的年轻人，他们心领神会地用笑声回应他抛出的哏，只是不知究竟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他话语间的真意与苦衷。演讲结束，他们会围拢上来，索要签名，抓住一切机会和角度与他合影。钱理群对这种狂热心生好奇，他相信背后一定隐含着各种复杂的心态、想法与立场，他很想知道其中的种种因缘。
生活似乎仅仅依靠智慧和经验就足以应对，他却并不打算这么做。
他一直记得1984 年的一段往事，那时他刚刚留校做助教，中文系主任严家炎教授邀请退休的老先生们回北大做学术讲座。年过古稀的林庚先生为此准备了很久，几易其稿。当天讲完走出教室，老先生浑身虚脱，几乎摔倒在地。钱理群将他搀扶回家，老人随即大病一场。钱理群感叹，“他是拼着命来讲这一课，讲完了人就倒了—— 这真是‘生命的绝唱’”。
老先生们有太多的话想要对年轻人说，关于各自的命运，关于国家的前程。终于，钱理群也到了林庚先生当时的年纪。
2002 年，钱理群最后一次在北大开课。两年后，他像前辈林庚那样，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生命的绝唱”。他回到母校南师大附中，给中学生开设关于鲁迅的选修课，随后是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
根据中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习惯和兴趣，他不断调整教学思路，试图让学生通过四个阶段来理解鲁迅：感受鲁迅，阅读鲁迅，讨论鲁迅，评价鲁迅。他相信，只有引起中学生的情感共鸣，才能让他们一步步靠近真实的鲁迅。
他满怀热忱地编写《新语文读本》，有时从清晨七点一直到深夜十二点几乎不停笔，迫切地希望将中学生们引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巨匠们面前，让他们相互结识，自己再悄然离去。
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总结为“以立人为中心”，直接站到中学课堂上，与中学生面对面，这让人依稀想到民国时代的陶行知、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经亨颐……当时许多一流的作家、思想家、美学家、教育家都曾投身基础教育，造就一个时代的风气。可惜如今，留给钱理群的空间已然越来越有限。
开课之初，教室里总是站满学生，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逐渐散去。钱理群所讲的鲁迅，看起来对高考没有多少直接的帮助，无论南京还是北京，无论在多么优秀的中学里，这都是一道难以破解的诅咒。
2012 年，历时十年屡败屡战的钱理群，宣布告别教育。他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很难真正影响一代人，但他仍然与那些“醒着的青年”对话，“带一届学生，能影响五个人，一辈子影响五百个就够了”。
这个夜晚，他讲述着他的两个“精神之父”—鲁迅与毛泽东，以及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抉择。他认为，毛泽东和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两大精神资源，而目前对毛泽东的研究还完全不够。
进化论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思想，他希望年轻一代不要被现实缚住，不要只关注中国社会眼下的得失，而应放眼五十年后，为整个世界将要面临的问题寻找药方。
六、20 世纪中国的精神资源
张泉：“文革”期间你在贵州，和朋友们一起组成“民间思想村落”，寻找精神资源。半个世纪过去，你觉得，现在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是什么？
钱理群：我们当年是很有局限性的，因为很多书读不到。也是有偶然性的，我们当时读到哪本书，受到哪种思想的影响就可能更大一些。
现在的青年跟我们那时完全不一样，现在特别多元。但是总体来说，现在的精神资源有两个方向：一是回到传统，一是往世界寻找答案。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提醒：第一，对精神资源的认知，视野需要更加开阔，不能只限于英美，应该也包括东方的精神资源，比如印度、日本，还有很多新兴的国家和思想也值得重视，比如巴西；第二，现在我们寻找的方向，一个向外国，一个向古代，却恰好忽略了20 世纪中国的精神资源。20 世纪中国的精神资源距离我们最近，绝对不能忽略。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20 世纪都遇到过，都有一批人讨论过。
张泉：历史有一种轮回感。
钱理群：他们当年都经历过，他们的经验特别宝贵。
为什么今天我还在讲鲁迅，也是这个原因。鲁迅的思想，是在广泛吸收传统，又广泛吸收外国资源之后，形成了一种原创性的、非常独特的现代精神和现代思想。
此外，还有一个精神资源也不能忽视，就是毛泽东思想。2009年，我到台湾讲学，听课的是台湾的“80 后”，怎样让他们了解大陆，这就对我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开了两门课，一门课讲毛泽东，另一门课讲鲁迅。我对台湾的学生说，我们需要通过了解毛泽东和鲁迅来了解中国，你怎样评价他们是一回事，但他们是不能绕过去的。当然，如果继续扩大的话，还需要讲胡适。
张泉：你以前曾经提到，认识近代中国，有五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除了毛泽东、鲁迅、胡适，还有孙中山和蒋介石。
钱理群：20 世纪中国的精神资源，孙中山、毛泽东、鲁迅、胡适都很重要，我觉得蒋介石没有什么特别的思想。在台湾，没有必要讲孙中山，他们对胡适也是了解的，所以我着重讲毛泽东和鲁迅。我现在还在扩大精神资源的范畴，最近在研究四个人—中国乡村建设的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和卢作孚。我读他们全部的著作，在编一套书，我叫“志愿者工作丛书”，希望给志愿者组织提供工作经验。我把他们的语录编出来，写长篇导读，我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们的思想转化为现代社会可以接受的精神资源。我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四个人都和毛泽东有着密切的关系。
七、静悄悄的变革
张泉：你一直强调，北大和贵州是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两极，一个在城市，一个在乡村，一个在学院，一个在民间，但是现在对很多人而言，这两极是相互分立的。
钱理群：我将它们称为两个“基地”，就是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心到边缘，从高层到底层，从精英到草根。我觉得，知识分子需要游走于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出入和流动，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如果完全在农村，会被困住；如果完全在城市或者学院，会脱离地气。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要想办法开拓另一个“基地”。现在很多年轻人把底层经验认为是一种流放，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了农村，再也不想回去了。我不是这样，我脱离了农村，但我还会尽量和它保持联系；当然，我也不把它美化或者理想化，因为我在农村待过，我知道它的实际情况。
张泉：你在研究乡村建设，现在其实也有不少人在做乡村建设的实验，但是经常像一阵风，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改变。其实民国时代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钱理群：我退休之后比较关心志愿者群体。我一直和“70 后”、“80后”、“90 后”保持联系，我指的不是全体青年，而是像鲁迅所说的醒着的青年或者想要醒来的青年，和他们对话，跟“睡着的”“昏着的”“玩着的”青年则无法对话，他们对我们也毫无兴趣。
我一直在推动一种我自己称之为“静悄悄的变革”，我强调从改变自己和自己周围的存在开始。我发现很多青年很苦闷，又找不到出路，我建议他们可以从身边做起，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联合起来，比如一起读一本书，建立一个读书会，通过读书会来建立共同信念，一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价值标准，尝试过一种新的生活。这样就给青年人一个希望，让他们既不会满足于现状，又不会牢骚满腹。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我提倡的，实际上这些年已经存在了。现在有一些青年回到农村去，还有一些青年在改变都市生活，都很有意义。有的年轻人认为，城市也需要寻根，他们会关注城市的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城市里建立与乡村、土地的联系，将农民的收成直接和消费者对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城乡确实应该协调发展，未来的城市一定要绿色化，这是一个趋势。
我发现他们在做的事情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有点像当年周作人提倡的“新村运动”，按照自己的理想，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自我的完善；另一种是社会服务型的工作。这两种类型都值得鼓励，值得提倡。这是他们在体制认可的范围内做的一些努力。我的工作就是帮他们写序，帮他们进行理论上的提升。
我现在对知识界有些不满，知识界有很多空谈。从某种程度上讲，青年已经走到前面了，而学术界、文化界很多人却根本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张泉：你的思想比很多人都年轻。
钱理群：因为我和青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会把材料寄给我，我帮他们写序，做理论的提升。
现在中小学教育也是这样。我鼓励中学教师自己联合起来，按照他们的理念尽可能地去探索。我提倡低调的理想主义，目标不要太高，帮一个算一个。我对教师们说，如果一届学生里，你影响了五个人，就已经是很大的成绩了。一辈子能影响几百个人，作为一个教师，就够了。
张泉：就像鲁迅说的，有一分光，发一分热。
钱理群：是的，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低调地去做，在某种程度上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总会有一点作用。
八、未来五十年的三大问题
张泉：对当代的年轻人，关于理想主义，你有什么话跟他们说？
钱理群：我对青年做过一次演讲，我问他们：青年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现在的青年，要么是“小时代”的青年，要么就是关心现实但是有时候对现实过于贴近的青年，他们被现实困住了，不能超脱。我希望他们能思考一些更大的问题。我说，你们二十多岁，我有七十多岁，你们相距我有五十年，你们考虑过未来五十年你们会面对什么问题吗？那时的中国是怎样的？世界是怎样的？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说不定有一些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
跟我那个时代进行比较，我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将是未来五十年人类面对的最大的问题，许多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比如雾霾。我那个时代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时代，现在呢？现在一些城市青年做的实验，我称之为“新生活运动”。我为什么给予他们很高的评价？因为他们用行动来尝试怎样和自然和谐相处，这是具有未来意义的。人和自然的问题，会引发伦理学、政治学等领域很多的问题，这是年轻人要思考、要研究的。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模式的发展。下一代人要思考，怎样才能有所超越，不能简单地用一种非此即彼的立场来解决，而是巨大的综合，巨大的变革。比如说，自由主义者认为埃及革命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左派认为华尔街运动是给资本主义敲响了丧钟，也不是那么回事。原来的理念，已经不足以解释现实。如果固守原来的立场，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强调，生活是长久的，理论是晦涩的，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要重新思考，不要把一切都纳入自己既定的理论模式里。
我们要深入到每个文明深处，发现它们的合理性，也发现它们的矛盾和问题。未来不是文明崛起论，也不是文明崩溃论，而是综合，是汇流。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这种问题意识是我那个时代的问题意识，不属于未来。
张泉：会像福山说的那样，历史会终结吗？
钱理群：实际上每种文明都在调整，包括向对方吸取经验，进行调整、试验、实践，可能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比较好的模式。这是一个变革的、调整的、创新的时代，不能继续固守以前的东西。这个任务是青年一代应该完成的。我是完成不了了，我的知识结构也不一样。
我认为，第三个问题是科学技术的变化。我们根本想象不出这种变化究竟会有多么巨大，比如我们无法预计网络技术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
张泉：现在是一个持续加速的时代，不管是生活方式还是人际关系，都是如此。
钱理群：是的。许多事情都受到网络的影响，而且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我也很注意基因技术。这还是我们相对熟悉的领域，还有许多是我们完全不懂的。年轻一代将遇到人类科技的大变革，其变化是无法预计的，是颠覆性的，不仅是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甚至价值理念，是全面的颠覆，而现在很多人其实毫无思想准备。
张泉：代际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十几年、二十几年是一代人，现在可能相隔三五年就像两代人了。
钱理群：我们可以预计，未来五十年的变化还会更大。我刚才讲到的这三点—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模式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变化，仅仅这三点，很多人都毫无准备，甚至根本没想过。我觉得必须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其实都不算什么，不必那么在乎，你应该考虑更大、更长远的问题，它们才代表时代的趋势。如果站在未来五十年的角度，来看当下的中国，自己可以做什么？这个天地非常广阔。
九、站在边缘位置，关心中心问题
张泉：你给年轻人讲鲁迅，他们与鲁迅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
钱理群：我一直在引导年轻人，通过阅读鲁迅，理解他的语言和视野，理解他对生命的体验。如果我们前面讲的问题是向外的，那么，这个问题则是向内的。怎样让生命体验更丰富？怎样提升生命的质量、力度、深度、广度？我认为，语言哲学很重要，它是和生命体连接在一起的。我想通过鲁迅的《野草》读本，让年轻人知道，怎样在混乱中沉静下来，提高生命的体验、语言的感悟，使内心世界变得更丰富、更宁静。
鲁迅对语言有所突破，因为他找到了一种方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当然，真正的生命体验是语言表达不了的，所以鲁迅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但是他要反抗，就是要表达难以表达的东西，他成功了。他不仅用语言，他还用音乐、美术，最终达到一种语言、艺术、生命的高度融合。这不完全是文学专业的问题。真正内心世界比较丰富的青年，必然要介入这些领域—语言的领域、艺术的领域、美术的领域。实际上很多青年已经在这么做了。
张泉：年轻人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知识分子在其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钱理群：鲁迅有篇文章叫《革命咖啡馆》，说有些知识分子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而知识分子们在“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满足。
我能做的是什么？我和志愿者说，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参与了，但我是关心者、观察者，也提供帮助。我觉得知识分子可以做的事情，是把我们的学术研究转化为青年一代的精神资源，比如鲁迅、胡适、梁漱溟的精神资源。不要只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要放下身段，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和青年保持一定的联系，为他们做些事，通过他们来实现你的理想。
另外，我反复呼吁年轻人不要和现实问题贴得太近，其实知识分子也一样。有一些知识分子还在坚持，很可贵，但他们有时只介入现实，而不去思考一些更大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本职和本分是什么？不是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而是要回答时代提出的精神问题，对人类文明的内部进行全面的反省。在价值观念混乱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提出新的价值理念。这也是鲁迅的可贵之处，鲁迅最关注的是精神问题。
我对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提醒，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立场，但不要把自己的立场绝对化，而应该相对化。现在很多人不容异己者，这是通病，但是中国问题太复杂，每个人只能触及问题的某一方面，不能认为只有我的观点对，要绝对按照我的方法来走。其实完全按照鲁迅走不行，完全按照胡适走也不行。所以我提倡“理直气不壮”，比如我会坚持我对鲁迅的看法，但是我“气不壮”，我留有余地，留一块地给胡适。
张泉：这种态度其实也是胡适的态度，“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钱理群：知识分子要相容，不能有对立思维。你坚持你的想法，也要考虑别人的合理性，而且你在坚持自己的合理性的同时，也要把你的问题讲深讲透，要有自我反省。
不要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你就不行了，对自己的估计不要太高，不要对每一件事都发言。要知道什么是自己要追求的，什么是不需要追求的，要善于拒绝，然后才能集中精力。知识分子现在最重要的是静下心来，好好想想问题。
采访时间：201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