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供奉器皿

较之于真正法器的神圣肃穆，供养器中因多为日常用品则显得亲切可爱，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如盛水的净瓶、日用的剪刀、焚香的炉盒等。但又因这些器具都是信众为了表达对佛祖虔敬之心，奉献于寺庙之内、神灵之前供奉品，通常也被作为广意的法器看待。

供养的日常用器中，最有趣者莫过于法门寺出土的蹀躞十二事带。十二事带以铜链为环，坠有有镊子、耳勺、牙签、过泸纲框、食勺、剪子、幡、鱼、镌、燧、水罐等，应为十二器，但一器遗失。十二事带镊长10.6厘米，耳勺长10.4厘米，牙签长5.2厘米，过泸纲框内径5.2厘米，食勺残长11.4厘米，剪长10厘米，幡长8厘米，鱼长6.5厘米，镌长8.4厘米，燧径7.6厘米，罐口径7.2、深5.7厘米，腰带铜链残长62.8厘米，可系于腰链之上。十二事带原为云游僧人系于腰间带饰，有部分器物与佛教经典中所说的比丘十八物重合。比丘实际上就是僧侣，《梵网经》记载大乘比丘十八物为僧侣是随身携带的十八种日常用品，可见，法门寺宗教生活的十二事带，真实的再现了比丘十八物的部分内容。通过考量十二器的规格，可知这些小件用品都具有实用价值，若出门云游最为便利使用。十二事带功能之全颇似我们今天流行的“瑞士军刀”，尽管不及瑞士军刀格局紧凑，但僧人云游四海之时将此物挎于腰间，顿时便有了“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意境。

除了临潼庆山寺出土的寺院日用品剪刀和法门寺出土的普通铜锁，另一大类日用品是具有贮水功能的器物。庆山寺出土的铜质提梁罐，壶高只有4.5厘米，并无纹饰。壶或罐带提梁结构为我国传统器形，自商代起便有提梁罐出现，不仅作为贮存用具使用，而且其上镌刻有各种纹饰，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如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鹦鹉纹提梁银壶，就是将功能与审美充分结合的典范。然而庆山寺的提梁罐限于规格，既无审美价值又无实用价值，想来是一般人家专门做来当供养物供奉在佛寺中。二者虽都为唐朝提梁结构的器物，但形制、结构和制作之优劣可谓是霄壤之别。

另一类贮水器是颇具特色的净瓶，形制特征为小侈口、细长颈、圆鼓腹，小平底，在中国传统的器具中非常罕见。净瓶是外来器物，源自于古印度，梵语名称为军持，在汉语中的意思就是水瓶，本是比丘十八物之一。净瓶为佛教用品，僧侣云游时带上净瓶，用于储存水进行饮用和洗涤。晋代《法显传》中最早出现“军持”一词，唐代的《庶物异名疏》中解释“梵语军持，一云军迟。此云瓶也。”唐代高僧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详细描述了军持的分类、器形和使用规则等问题。在印度的佛法中，军持以材质分为两种，瓷质为净瓶，铜铁质为触瓶。但随着军持传入我国，净瓶与触瓶的分类和使用界限在逐渐模糊。

印度净瓶样式即为《南海寄归内法》中描述：长颈，顶端置一小口，肩腹间复开一口，口上有盖，无柄，颈上的口细如筷子，用以饮水，肩腹间的口粗如铜钱，用来灌水。无论是最早出现净瓶的晋代，还是后来的唐宋，尽管净瓶的线条变得更加清瘦修长，但基本式样和它们的印度母形并无太大区别[1]。元代以后净瓶器形出现了各种变异。净瓶可因肩腹间是否开口，分为单口净瓶和双口净瓶。临潼庆山寺出土的鎏银宝瓶不带肩腹口，为单口净瓶。鎏银宝瓶为喇叭形口，喇叭状圈足，细颈，高18.5厘米，口径3厘米，底径5厘米。盖似蘑菇，内有弹性梢子，瓶体通素无饰，瓶腹有缚带的痕迹，可见平时也经常被使用。西安出土的铜质净瓶则为双口净瓶，高23.5厘米，口径5厘米，腹径12.5厘米，重0.95千克，器口呈喇叭状，细长颈，圆肩，斜腹略张，暗圈足，肩部伸出一竖流，流腹圆鼓，口作杯形。

唐代中外文化经济交流频繁，经常可见带有异域风情的金银器，尽管铜器量少，但仍有足以让人惊喜的器物出现。临潼庆山寺出土凤头人面壶，壶高29.5厘米。细长颈，中部有凸箍一道，喇叭状口，口一侧作流，另一侧连接凤首龙形鋬。圈足亦呈喇叭状，腹上作出六个高浮雕的人头。作为装饰的人面，在五官特征上则显示出不同于中国人五官的特点。人面肌肉丰满，弯眉大眼，小口，直鼻修长而稍高，距口极近，发由额上中分拢于耳前鬓上，结成三节发辫，每条发辫皆两人共用。通过对人物形象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些人面具有明显的天竺人的面部特征。凤头人面壶的器形和装饰特征，足以证明此装壶来自天竺。加之壶底有多次修补痕迹，说明此壶的主人使用之频繁，亦说明壶主对它既十分喜爱，也十分珍视。在庆山寺出土的众多的器物中，唯有凤头人面壶上被留下了可循的生活印记，也可以算作此壶来历不凡的一个旁证吧。

供养器中最常见的日常用品则是香炉。《大智度论》中指出香作为佛法用具是因为“天竺国热，又以体臭，故香涂身共（供）养诸佛及僧”，可见香在印度的使用一开始便与佛教相伴而生。而在中国，香的存在和使用时间则比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更为久远。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早在《诗经》描述的时代，无论男女都有佩戴香草的习惯。不仅佩香的行为极为常见，互赠香草表达心意也是当时颇为风雅的活动，“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如果说香草在《诗经》中尚处在物化的状态，那么屈原的《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则将香草与人高洁端正的情操和品行联系起来，创造出“香草美人”这一中国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艺术形象。孔子曾叹“兰为香王者”，因此后世韩愈所作《幽兰操》，未着一“孔”字，却以“兰”代“孔”，寥寥几十字，充分表达出对孔子的崇敬和爱戴。在中国古典意象中，香草美人总是指代理想的国家制度和英明的国君，然而理想国亦真亦幻，似乎永远也无法抵达，只有当人们点燃香草祛除了现世的污秽和邪气，祝祷天地鬼神，于升起的缥缈奇异的气息中，拉近幻境与现实的距离，理想中的桃花源才仿佛触手可及。

随着树脂类香料的风行，适应茅香类的浅底豆式熏炉在器形上也发生了变化。秦代球形香炉为后来香炉的设计和演变提供了基础，成熟的熏炉在西汉已经出现，茂陵出土的错金银博山炉是汉代香炉中的佼佼者。博山炉设计巧妙，充分的考虑了树脂类香料燃烧和挥发所需要的条件，深炉腹保持炭火的阴燃来帮助香料的挥发，炉顶雕刻的重峦叠嶂将烟孔隐藏起来[2]，可使发烟舒缓[3]，气味袅娜，正所谓“掩华终不发，含熏未肯然”。

[1]李晓霞：《军持之研究》，山东大学，2013年。

[2]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扬之水：《香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