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不识字，六十岁之前没走出过庐山脚下的那片小山丘，却揣着一句念叨了大半辈子的话，像缝在粗布衣裳里暖暖的护身符。那句话就是：“上半夜跟自己想，下半夜跟别人想。”
小时候我总觉得这话拗口又多余。那还是人民公社的集体时代，父亲跟着祖父念过几年私塾，在当时的农村也算得上是个读书人。1970年修建庐山南山公路时腿受伤后，被照顾安排在大队加工厂做会计，他整日泡在公家的事情里，根本顾不了家。母亲和大姐早出晚归在生产队挣工分；小姐姐要放牛、砍柴、洗衣裳，小小的身板背着比她还高的柴捆，走一步晃三晃；家里就剩下我和小我两岁的弟弟。母亲安排我俩喂猪、做饭、扫地，包揽家务。可我和弟弟就是一对天造地设的小冤家，从来都不是拌嘴那么简单，几乎每天都会因为一丁点儿小事就能闹到动手，你追我赶的脚步声，将屋上的瓦片震得发颤，家里的门槛都快被我俩踏平了。
有一回，又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起了争执。我仗着年长，抬手就给了弟弟一巴掌。往日里弟弟挨了打，要么哭鼻子等母亲回家告状，再由母亲来收拾我。可那天他像是打红了眼，不哭不闹，闷着头就追着我打，小拳头攥得紧紧的，带着一股子豁出去的狠劲儿。我慌了神，从屋里跑到屋外，又从屋外躲回屋里，满院子都是我俩的脚步声。最后我慌不择路，被笤帚绊倒在地。我赶忙爬起来正要继续跑，却被他追上，他猛地一推，一个趔趄，我的小蛮腰重重地撞在了门框上，额头也磕到门扇，一阵钻心的疼瞬间蔓延开来，过了好久，我才疼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一次，我输得彻彻底底，瞬时间，额头上肿得像个小馒头，痛得我直抽气。
母亲回来听说我和弟弟打架还受了伤，又是心疼又是埋怨，嘴里数落着“两个毛狗食的，两个细冤家”，却转身把瓦罐里攒下的三十多个鸡蛋装进粗布袋子，用麻绳牢牢扎紧了口。她牵着我往五里外的林场找那个推拿治伤的陈师傅，山路坑洼，她的步子迈得又急又稳，攥着我手腕的掌心汗津津的，却始终没松开。“疼不疼？”她隔几步就低头问一句，我咬着牙点头，她便叹口气，腾出另一只手揉了揉我撞得发红的额头。
到了陈师傅住处，松木桌上摆着药酒和一些瓶瓶罐罐，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陈师傅的手劲沉得很，按到伤处时，我疼得浑身打颤，眼泪啪嗒啪嗒掉在裤腿上。母亲站在一旁没作声，等陈师傅停了手，才蹲下来替我擦眼泪，声音低沉沉的，一字一句砸在我心上：“你比弟弟大，该护着他才对，哪能仗着年纪大打他？你们这哪是吵架，是往死里掐啊。记住，兄弟不和睦，外人会看笑话的。做人不能光想着自己，上半夜跟自己想，下半夜也要替别人想想。你要是早听这话，哪会受这份罪。”
从那以后，我和弟弟像是突然长大了，再也没有红过脸。
后来我高中毕业了，没考上大学就去学木工，在红旗林场画玻璃匾，画竹笔筒，在涂料厂搞技术做管理，还在赛阳玻纤厂当过办公室主任，协助崔先生开发石门涧旅游。母亲的这句话，像一盏灯一直陪着我走过生活和工作的岁岁年年，照亮着我脚下的路。
再后来我成家了，有了第一个孩子，粉雕玉琢的模样，着实惹人疼惜。本来生活应该也安稳了，似乎日子也有些起色，可是却发现本来就是早产的儿子越来越不对劲，四五岁了路都走不稳。医生说儿子是生产时脑缺氧引起的脑瘫后遗症，需要长期做康复治疗。那一张张的诊断书，像一块块的石头，砸得我喘不过气来。这对于我和妻子犹如晴天霹雳，正在这时候，又赶上单位裁员，是的，我是主动提出下岗的。那阵子，我像被抽走了主心骨，整日在家唉声叹气，看什么都不顺眼。我回到老家，母亲知道了我下岗的事，看出了我的心情不好，却也没有多问什么，她知道我心里憋屈，我想她肯定是第一次听说“下岗”这个词，但她清楚“下岗”就意味着没有事做，也没有工资。一家人既没有一块田也没有一块地，在外边吃饭、穿衣、油、盐、柴、米哪一样离得开钱？她不劝我，只是把热乎的饭菜端到我面前，轻声说：“一个男人，别整天唉声叹气的，没有过不去的坎。我相信，只要勤快，肯定饿不死人。”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上半夜，我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委屈：怎么老天就这么不长眼，让我摊上这么一个苦命的儿子，如今吃了十几年的公家饭，说下岗就下岗，往后的日子该咋过？越想越憋屈，眼泪悄悄地掉在被窝里。可到了后半夜，我忽然又想起与我一起下岗的同事，好多人比我过得更艰难。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跟自己说：“我还有手艺，我要上庐山，我要单干，我要自谋生路。”
那一年春节，我在租住的那间破旧的房子的大门上贴了一副春联：
世道艰难，欲借一技去谋生，
平生辛苦，未敢多言提发财。
春节期间，我回到老家跟父亲母亲说想去庐山摆摊画画赚钱。父亲沉默了许久，接着猛吸了一口烟，眉头皱着，疑惑地说：“你打定主意不上班了？只怕是你出来自己赚钱，就像是住在青石板上过日子，不容易哟。”母亲坐在灶门口，用火钳往灶里添了一把柴，她说：“你已经长大了，成家了，你的事我帮不上么事忙。我只是叫你也别担心就是了，我和你爹在老家跟你弟弟在一起，家里好歹有几亩田，吃饭是不成问题，眼目前的身子也还行，能照顾好自己，你放心去做你的事。”末了，她又叮嘱一句：“记住，不管是做什么事，上半夜跟自己想想，下半夜也要替别人想想。”
我揣着母亲的嘱托，背着画板上了庐山。初到庐山摆摊时，游客的挑拣总让我心里窝火。有人指着画像皱眉头：“画得不像，能不能退钱？”有人拿着画讨价还价：“少一点钱行不行？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起初我总想争辩几句，嗓门不知不觉就提了上来，直到夜里躺在出租屋的硬板床上，母亲的话忽然在耳边响起来，像一阵清风，吹散了我心头的火气。
我摩挲着画板上未干的墨迹，指尖还沾着钢笔水的涩意，想起白天握着钢笔勾画时的专注。我背着画板早出晚归，风吹日晒是为了谋生，赚点钱确实不容易。可转念又琢磨，那些游客呢？他们背着大包小包，挤火车，坐汽车，舟车劳顿来庐山，有的是攒了大半年的工资，有的是带着老人孩子出来散心，谁不想花最少的钱，换一张称心如意的画？那个嫌画得不像的阿姨，或许是想把画像带回去给孙子当念想；那个讨价还价的小伙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说不定是想要留着钱给父母买些云雾茶，让老人家尝尝庐山的味道。
这么一想，心里的火气就慢慢散了。再有人砍价，我便笑着说：“加点钱，我给您加上颜色，会更鲜亮，更完整。”有人说画得不像，我就语气诚恳：“您说哪里不像，我给您重新画一幅，您看可以不？”日子久了，找我画画的人竟越来越多，有人还特意绕路来寻我的摊子，说我画的像里，藏着点人情味儿。
这些年我从庐山到三亚，边画边学，边学边画。每当我看到那些拿着我为游客画的漫画喜笑颜开的样子，看到他们把画像小心翼翼地收进背包，我就无比自豪无比欣慰。我知道，这人情味儿，是母亲教给我的。
一晃几十年过去，我从庐山脚下的农村娃，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走南闯北，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历经起起落落的事。母亲早已不在了，可那句“上半夜跟自己想，下半夜跟别人想”，却刻进了我的骨头里，融进了我的血液中。
如今我坐在三亚天街的榄仁树下摆摊，海风拂过画板，看着游客们一张张笑脸，总想起母亲坐在枇杷树下捆柴把的模样，阳光透过枇杷叶的缝隙落在她满头的白发上，温柔的不像话。其实母亲的话，说的就是人心。上半夜想自己是不要委屈自己，不辜负自己的一番努力；下半夜替别人想，是不亏待别人，不凉了别人的一片真心。
这世间的道理，从来都不复杂。就像母亲说的那样，人活着，心里装着自己，也装着别人，日子才能过得踏实，过得暖乎。我想如若世人都能知道这个道理，世界一定会多一些文明与善良，少一些野蛮与邪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