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此篇，以怀念我过世的父亲，也纪念八九十年代农民们的辛苦和对生活的期望。

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原本是地主家的儿子。

父亲并不是爷爷的亲生儿子，而是领养的后巷一户人家的孩子。父亲原本弟兄三个，亲生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把大儿子留在了后巷家里，带着二儿子改嫁到了西巷，三儿子送给了前巷的地主家。兄弟三个，大伯姓李，二伯姓张，我父亲则姓贾。

我父亲生在五十年代初，那时候新中国刚建立。爷爷虽是地主家，但是田产已经归了公家。到父亲的时候，家里只有几亩薄田和一些积攒的钱款、银元、首饰之类。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和同村其他农户比起来，家里那时候也还算是富户。

贾家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妈，比父亲大十岁。人生得标致，养得也很金贵，成年后嫁给同一个巷子的姑父。

姑父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是家里的老大，大学毕业后在西影厂工作。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老牌的大学生，为了家里却回乡老老实实当起了农民。那时家里二弟、三弟陆续上了大学，他只能回老家照顾父母，供弟弟们上大学。姑父平时在影像厅走街串巷的放映电影，农忙时也会回家种地，收成，甚至去沟里拾柴卖钱。这样，回乡的姑父和姑妈自然走到了一起，郎才女貌，是村里艳羡的一对。

那时候村子穷，也很落后，是当地有名的“烂”地方，地方烂，家里也烂。村子三面环沟，只有南面一条路通向外村，每家每户基本也都是土胚房。外村年轻女子不愿意嫁进来，村子里面的很多女子也不愿意走出村子，村子里面嫁娶很多都是“自产自销”。哪个小伙子和同村的哪家女儿或者寡妇对眼了，就会托人去说媒。

我祖母是这样，我姑妈也是这样。

父亲十二岁那年，祖母重病，是肺结核。父亲是个孝顺的人，也是一个学习上很用功且学习很好的人。为了照顾生病的祖母，父亲小学毕业就停学了。祖父陪着祖母去县城，去西安看病，父亲就在家忙农活。

四五十年代的人，家庭观念很重，为了家庭很愿意牺牲自己，哪怕这种愿意里面包含了太多的不甘。

我姑父是这样，我父亲也是这样。

听父亲说，他毕业那年考初中是全镇第二名，但他背着祖父撕了录取通知书，坚决地说不想上了。其实没有上学，是父亲一辈子的心结，包括后面他买回来一本一本的书去看，包括把这种期望寄托的我的身上，都是为了弥补当年没有继续读书的遗憾。

二十岁那年，父亲和母亲结婚了。母亲也是地主家的女儿，和父亲也算是门当户对。

然而遗憾是，父母结婚十五年，母亲都没有怀孕，无奈之下，父亲只能拖亲戚打听谁家有送人的孩子，准备领养一个。

父亲三十五岁，母亲三十岁那年，我来到了这个家里。

从我记事起，每次惹母亲生气，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那时候路边扔的女孩子到处都是，不是我们领养你，你早被……”

这个时候，父亲就瞪着母亲，狠狠地凶她：“你管住你的嘴！”

其实母亲说的这句话倒也不假。八十年代初，国家刚刚提倡计划生育，农村人养儿防老的家庭观念又很重，每个家里生不出儿子死不罢休的程度。村里乡间常常会出现超生罚款，生的女儿送人甚至扔掉的现象。

我亲生父母那边，我是老三，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同样，家里也是为了要弟弟，接连把我和妹妹送了人。

我是这样，我父亲也是这样。

我和我的父亲一样，养父母对于我们来说，是感激，是责任，也是一辈子重重的壳，这种壳让我们对于领养家庭只能感恩戴德，不能有任何的忤逆。

人的宿命有时候真的是难以言说的，而我们，我的祖母、我的姑母、我的姑父、我的父亲、我，甚至于每个人，一辈子可能都被某种命牵扯着，信它，又想挣脱它。

我一岁那年，突然查出恶性贫血。家里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为我输血。我和父亲的血型刚好一样，听母亲说，父亲毫不犹豫地连续给我输了三次血，抽完血，没有东西补，就喝葡萄糖，喝红糖水，一年多身体才缓过来。所以，终归我身体里面有一半，流淌着父亲的血。

母亲没有奶，我小时候身体又不好，经常住院。父亲为了给我补充营养，就买了两头奶羊，天天给我喝羊奶。羊奶喝多了，我拉不下来，大便也像羊粪一样，一粒一粒的，从屁眼里面每天奋力地挤出来。父亲看我拉的难受，就心痛了，不知道从哪弄了几箱蜂，在农场里养起来蜂，蓄起了蜂蜜。我每次喝完牛奶，都会加上一次蜂蜜水，漫漫地，肠胃就好转了。

我五岁那年祖父去世了，家里的境况也一日不如一日。父亲听说种果树赚钱，就去城里专门学了果树种植和修剪的课程，还领了果树修剪嫁接技术员的证书。那个证书，也是父亲一辈子唯一保存下来的证书。

考了证书回来后，父亲成了村子里面的技术员，谁家修剪、嫁接果树都会找父亲咨询，找父亲帮忙。父亲也开始了他的果树种植之旅程。

父亲先是在我家三亩水田里重了黄元帅和秦冠苹果。等果树长到第四年可以卖钱的时候，村子里面却没有收苹果的客商。父亲就拉着车去镇上一家一家卖。镇上的客商都说这两种苹果味道不甜，果子也不脆，在市场上上根本卖不出去。

无奈之下，父亲只能把果子几分钱卖给那些果汁厂。父亲和母亲用手推车拉着满满一车顶好的苹果，一骨碌倒到果汁厂门口，才能卖十几块钱。

第二年父亲把三亩果树全砍了，又种上了当地人爱吃的嘎啦苹果。嘎啦果型小，成熟的也早，吃起来脆脆甜甜的，果香味也浓。但是这种苹果不耐放，时间稍微一长，果子就绵软了，一磕一碰就烂。外地的客商都不愿意要这种苹果，收上来后，放的时间长卖不出去，就不是那个味了，很容易赔本。

镇上卖不出好价钱，父亲就用自行车驮着，骑上二十公里，到县上去卖。果子熟了，父亲会五点起来，骑个二八自行车，带上两个框，到地里面挑那些色泽红通通地，大点的果子装上满满两筐，六点就要出发去城里卖果子，赶上七八点的早市，可以卖个好价钱。

三亩脆甜可口的嘎啦苹果，就是父亲每天早上两筐两筐卖完的。去城里的路，全是上坡。有两个长坡特别陡，每个大概有半里路，骑不动自行车，父亲就推着快走，害怕耽误了早市。夏天的早晨，风只有一丝凉意，太阳已经懒洋洋地爬上来了，等父亲到城里，往往衣服都湿透了。赶紧到市场找个人流多的好地，卖完后回到家已经过了晌午。

嘎啦苹果卖了两年，父亲实在嫌它磨人，就砍了一大部分，种上了西瓜，那个时候我已经小学毕业上了初中。

初中以前，村子里面唯一一条通向外面的路，是一条两米宽的土路，夏天的时候尘土飞扬的，一碰到暴雨，路面就会冲垮，车碾过后，全是一个坑接着一道堎的，坑坑洼洼的，外面的车都不愿意进来，乡亲们卖瓜果、卖玉米、小麦只能拉到邻村或者镇上去卖。

初中以后，村子里的这条路拓宽了一米，上面铺上了一层炭渣。路可以通过收货的卡车，碰到下雨，也不像原来那么泥泞，漫漫地，商贩也来到了村子，在村头扎个点，收起了苹果、玉米、小麦、西瓜等等这些，农民卖东西才渐渐没有那么辛苦。有的乡亲，也就敢大面积地种植农作物，农民的收入慢慢地也就多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