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喜欢看《三国演义》，尤其是那武将战场厮杀的场面更能引人入胜。而《三国演义》中的，“张翼德大闹长坂桥”这一回目又堪称极为经典的一回。话说当年常山赵子龙单骑救主，从长坂坡杀出曹军的重围，直往长板桥方向奔去，而身后喊声震震、曹军却紧追不舍。赵云到得桥边，已人困马乏，无力再战，恰见那张飞挺矛立马於桥上，故先过得桥去，而张飞负责断后。

曹军追至长板桥头，见张飞手持丈八蛇矛，立马於桥上，又见桥东的树林之后，尘土飞起，故疑有伏兵，不敢近前。张飞见曹军久持未动，乃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张飞见曹军还未动，睁目又喝曰：“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曹操见张飞有如此气概，颇有退心。张飞望见曹操后军的阵脚开始移动，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曹操身边的夏侯杰被惊得肝胆碎裂，坠於马下而亡。曹操便回马而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这便是张翼德在长板桥，吓死夏侯杰并吓退曹军的故事。然而，问题来了，古人在自称的时候，都是“称名不称字”的，张飞何以自称“张翼德”呢？

我们都知道，诸葛亮在自称的时候，都是“亮”怎么样、怎么样，而不会说“孔明”怎么样、怎么样；刘备在自称的时候，都是“备”怎么样、怎么样，而不会说“玄德”怎么样、怎么样。在我们古代，是特别重视礼仪的，所以在“名”与“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名”一般是自我的谦称，或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的称呼；而平辈之间、或者晚辈对长辈，直呼其名是极为不礼貌的行为。“字”一般用於平辈之间的互称，晚辈对长辈也可以称“字”。但是本人是不自称“字”的，直到民国期间也都是如此。所以，蒋介石在正式场合自称时、或者落款签名时，都口称“蒋中正”、落笔“蒋中正”。

话又说回来，那张飞何以自称“张翼德”呢？这要是只在现代人拍的影视剧作品中出现，我们肯定认为那是导演与编剧没什么文化。但这样的称呼却出自於《三国演义》的原著小说，我并不是说《三国演义》的原著小说就不会犯错，相反《三国演义》这部原著小说中值得考究的地方有很多。但是罗贯中却绝不会在这个地方，犯如此低级的常识错误。再则，早期的小说，写好之后，通常都是先在朋友圈内手抄传阅的，如果这是个问题，那么肯定会有人指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张飞之所以自称“张翼德”，那是特定情境下所需。汉末三国那时，人们通常都是单“名”而双“字”。单“名”就很容易出现重名现象，一个很有名的事例，在西汉末年，出现了所谓的“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大家都以为那是预言在当时的名儒刘向之子、其本人也是一代大儒刘歆（当时刘歆改名为刘秀）的身上。结果，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当时听闻了这个谶言，曾对众人说：“你们怎么知道这个谶言中的刘秀不是指我呢？”，结果，引来大家的哄堂大笑。所以，尽管汉末三国那时的人口不多，但是单“名”还是很容易出现重”名”的，而“字”通常都是双“字”，重“字”的概率就会少的多。

另一个原因，在当时情况下，“字”的影响力比“名”的影响力大，称“字”就比称“名”更容易为陌生人所知。称“名”通常是小范围内使用的，只是在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或自称时使用；而“字”使用的范围要更广、更普遍。也就是说在当时“刘玄德”比“刘备”、“诸葛孔明”比“诸葛亮”更为人熟知，那“张翼德”也该比“张飞”更为别人所知。

张飞自称“张翼德”那是用於两军叫阵时，是在陌生的情境下介绍自己。那么报出“张翼德”这个称呼，显然比报出“张飞”的效果来的更有效。所以，在书中不只是张飞自称“燕人张翼德”，诸葛亮在叫阵时也都自称“吾乃南阳诸葛孔明是也”，赵云在战场上自称“吾乃常山赵子龙”等等。这种自称“字”的场合我发现在全书中，也都只用於在两军叫阵时，而在熟悉的情境下，他们还都是自称“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