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会往往是第二轮的。

——张爱玲

在片场，导演随手抓来两位司机先生，请他们饰演保安。

“就是那种混混型的，脑子里都想着酒和女人，整日游手好闲在保安室里看报纸聊天，你演得痞一点就行了……”

被请到桌边磕一袋瓜子，司机先生很乐乎。他架起一条腿，坐姿很是潇洒，每到他的段落，他就嘻嘻哈哈地接一句：“屁股大不大！”然后贼贼地笑起来。

另一位司机先生对白比较多，发挥的就不太自然。个性老实巴交的他耍起贱来一点都不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他只好一遍遍调整自己，去迎合导演的要求。

拍了12镜，导演终于喊“过”，他们也松了一口气，从镜头里走出来了。

然而我却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我们有多少种方式可以去呈现一个保安？

在一个经典编剧模式的影视作品里，每一个角色的出现都有其目的。就算是在背景被虚化的路人甲乙丙丁，都有其肩负的深刻的使命：让镜头里的场景更真实可信。而这部影片里出现的“贱兮兮”的保安，也只是为了烘托“正直”的男主角而存在。他们不是人，他们只是一个意象，是故事里的元素，是一个零件。

这个意象跟真实世界里的千千万万个保安，并无关系。

因为它只是想象的产物，而非观察的产物。它在这里出现，只是因为故事说到这里，恰好需要一个它。

而影视作品的危险性，就在于当它反复将一个你不熟悉的形象以固定的方式展现在你面前时，你会慢慢对其信以为真。视觉的具体化，使其比拥有同样目的的文学作品还更有影响力。

“没有不存在立场的文学作品。”在旁听一门叫《从文学看台湾》的课程时，老师在讲台上反复强调。她给台湾的学生们放了一部大陆摄制的“郑成功”传记片，台词中反复出现的“爱国精神强调句”逗得他们哈哈大笑。

作为在课堂上唯一一个笑不出来的人，我深知我们的“民族英雄”和他们的“民族英雄”远远不是一个概念。历史上的郑成功只有一个，关于他的故事版本却可以有无数种。

说到底，故事是一种很单薄的东西。你可以把它重复千遍亿遍让它看起来好像就是那些时刻里发生的全部，但你永远无法呈现完全的真实。但是听故事的人啊，当故事只出现过一个版本的时候，他们总是很天真地就信了。

是故事围绕人物展开，还是人物因故事发展的需要而出现？

故事里的配角，是一个零件，还是一个生命？

作为影像创作者，我们到底该去讲怎样的故事呢？

好多好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