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的提出，固有其时代原因与合理意义，但由于未能摆脱西方史学理论的框架，直接以此来研究本土传统文化确实会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不足与弊端。
在我看来，以史治经与以史治哲并不意味着要以史来消解经与哲本身的价值与意义，而是以史作为经哲研究的社会性-包括经济形式，政治制度以及历史情境等-基础与材料。换言之，对于经学与哲学的研究，需要在史学的情境内予以从容展开，进而获取必要的空间张力与思想视野。当下的史学研究亦应在材料与事件的背后关注经学价值与意义，否则此类研究虽关注到了器的层面，但失却了对器之上道的考察，而这种研究并不完全符合思想存在的丰富而复杂状态。
以史入经与以史入哲，并非不重视历史本身，反而是对历史本身最大的尊重。这里所言的最大，实指回溯历史本身的多维向度与丰富张力，进而重塑对历史的敬畏之心。
故以此来看，左传以史解经的方法与理路，值得我们进一步重视与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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