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蒙古的使者来到高丽，下达了招谕日本的命令，一石激起千层浪，高丽君臣莫不惊慌失措，进退两难。

拿到蒙古国书之后，高丽国王元宗定睛一看，顿觉脊背发凉，大臣们阅览之后，也吓出了一身冷汗，那么高丽君臣究竟在害怕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这封国书是怎么写的。

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

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籓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想通好，岂一家之礼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开头的一句话“上天眷命”，放在明朝被大家所熟知的另一句话所取代了，那便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当然还有一种更具蒙古风格的表达“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佑助里”。

国书的开头，俨然是一副天朝上国对藩属训话的口吻，紧接着国书的署名是“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天皇变成了国王，将其与高丽国王等同视之，这是妥妥的降格，要知道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天皇与中原的皇帝可是平起平坐的，早在隋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在给隋炀帝杨广的国书中就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般要求对等且充满独立自主意识的外交辞令，一度触动了皇帝的逆鳞，让其怫然不悦，怒火中烧，幸运的是隋炀帝并没有与这个化外岛夷计较，于是对身旁的礼部官员说了这样一句话：“下次，若再有蛮夷写了如此无礼的国书，就不要呈上来给我看了。”

如今已经过了几百年了，日本人还是这副德性，以高丽人对日本的了解，这封语气傲慢的国书，必定招致日本的强烈抵触，除了激化矛盾，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国书正文大致的意思是：我大蒙古国自立国以来，四海皆服，朕即位之初，看高丽百姓屡遭兵祸，便即刻罢兵，归还其疆土，高丽君臣为此感恩戴德，心甘情愿地前来朝贡，成为蒙古国的属国。名义上蒙古与高丽是君臣，实际上却情同父子。

你们日本自古以来就与中国、高丽有所来往，为何在我当了大汗之后，你们却迟迟不派使者向朕朝贺呢？因此特意派遣使者，向你们宣告朕的旨意，从今往后，向我大蒙古国通好。

国书的结尾写了这么一句话“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大致的意思是，你们日本若不来朝，我就要用兵了，国王你好好想想后果吧。言下之意，别逼我揍你，毕竟谁都不想打仗。这句话只不过是忽必烈摆出的外交姿态，却充满了威胁的意味。

这封国书展现的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言辞霸道而强硬，尽管它是用标准的汉文书写，但字里行间透露着杀伐之气和蒙古人的意识形态。

传统的中国帝王，通常不会以这样的姿态给外国写信。对他们来说，不遣使，不来朝？那又何妨！蕞尔小国，孤悬海外，我天朝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恢弘盛会，难道会在意缺了个什么倭国的使者？它有那么重要吗？

正所谓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置之化外，足矣！

但是蒙古人不同，征服世界是他们的传统，即便是偏居海上的小小岛夷他们也不会放过，你不臣服于我，我就主动找上门来，这便是蒙古人的意识形态。

自从被纳入到蒙古帝国的体系之中，高丽不光要恪守藩臣之礼，向蒙古定期缴纳贡赋，还要遭受蒙古人层层盘剥，早已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如今又要面对日本这样的强邻。

在高丽人看来，日本就是个刺头，况且两国就隔着一道浅浅的对马海峡，威胁近在咫尺，一旦忽必烈惹恼了这个刺头，高丽首当其冲，沦为日本泄愤的目标，再次遭受战火的荼毒，到时候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啊；倘若日本愿意臣服蒙古，日本使者必定假道高丽，往来于燕京，这样一来，高丽国内的虚实，将尽为日本人所了解，一旦有了歹心，岂不是后患无穷？这正是高丽君臣惧怕的地方。

高丽国王元宗坐在御座上，手上拿着蒙古国书，眉头紧锁，下面的大臣们也都低头不语，御前会议的气氛颇为凝重，大殿内鸦雀无声，仿佛此刻的空气都凝固了。

忽必烈的指令已经下达了，高丽国王肯定是不敢公然违抗大汗的旨意，但又害怕得罪日本，殃及高丽，该如何是好呢？

高丽君臣一番讨论之后，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概括起来就一个字——拖！能拖多久，就拖多久，让这封国书无法转送到日本人的手上，时间一长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那么这个办法果真管用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