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的心里边，是不是都期待着一个很想重逢的人，哪怕在梦里。

　　然而翠坪山上只剩下我的思念了，因为父亲在那里沉默地住了20余年。每每清明，总会忆得太多太多的旧事，温暖了心。多少年以后，白云已游走，我突然发现我还是很爱我的父亲，常常会想起他那块包枇杷的蓝绿格子大手帕，藏着给我们四兄妹的惊喜；我会想起父亲种的紫红色的牵牛花，顺着门前的竹篱和墙开得一片灿然，亮色而又生香；想起父亲的故事会，吓得我们跳几跳，和他孩子般狡黠的笑，我母亲说他是“老坏蛋”。

　　父亲有时领着一帮年轻人在家里开民乐演唱会，杨琴、木琴、二胡、琵琶一起演奏的《步步高》《红太阳照边疆》《骑着马儿过草原》，还有一个叫代麻子的人唱了《满江红》，激情澎湃的演唱让我从此记得了这首词。还有文学沙龙，早年间，毕节二中的刘遇巧老师发在《高原》上的处女作是文学评论，叫《胡罗基奥，你在哪里？》……这些，我仍记得很清楚。

　　其实父亲那时很少下厨房的，但母亲的生日时必定下一次厨，每次都做一道鱼菜，年年皆是，还将鱼尾巴贴在厨房的墙上。父亲是有几道拿手菜的，红烧鳝鱼、炸响皮、爆炒腰花，鲜美无比……这些温暖是另一种存在，似乎是刻在骨子里的，想起来会余香绕舌。

　　父亲走得早了点，我们姊妹4人之外的家人，儿媳、女婿、孙子等等，他俱未见过。虽父亲不在，但日常我们总会用他的语言方式：“如果爸爸在，爸爸就会这样说……”父亲对特定事物的特定表达，一直是我们姊妹间通行的语言密码，我们运用自如，在旁人的迷惑不解里一起哈哈大笑。

　　我们得意于父亲会跳芦笙舞，会写小诗，会画穿着铠甲的威风凛凛的武士，会画下蛋的公鸡，还会写电影剧本……特别是，我以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博闻强记的父亲更会讲故事了，我们总睁大眼睛屏住呼吸地听，种种惊心动魄的情节随着父亲指间的烟卷明明灭灭。父亲的才气，在当年，连邻居家可爱的小家伙都会忽闪着长睫毛的大眼睛，磕磕巴巴地笑着说：“吴爷爷是个是个大，大，大画家。”

　　我们至今仍唱着父亲教的歌谣，那首歌谣歌词奇异，曲调独特，据说来自阿尔巴尼亚，其实到现在我仍不解其意，只是唱起来就很有异域的感觉，想奔放地舞起来。时日越久，越发在血液里、眉眼间，保留着父亲带给我们对文学与艺术的喜爱。过去、现在及未来，父亲一直活在我们姊妹四人的生命里，寻常时日或者重要时刻皆不曾离开。就像老大说：“时日越久，放在我枕畔的那只文具盒就越发精美，那件耗费父亲半月工资的绣花大衣还在持续让我威风凛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