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上 |徐爱| 十一
徐爱请王阳明评价韩愈和王通。
王阳明说：韩愈是文化人中的英雄，王通是贤能的儒家学者。韩愈因为写文章好，所以后来名气很大，实际上韩愈的境界比王通差远了。文章写得漂亮不是判定一个人境界高低的唯一标准，文章写得好多数时候体现一个人虚而不实的一面。
徐爱问：王通为什么要模仿经书写作呢？
王阳明说：仿作经书这事是对还是错不能一概而论。你觉得现在的儒生编著经书这件事和仿作经书相比怎么样？（诠释经典和模仿经典哪个做法对？）
徐爱说：现在的儒生编著经书虽然也有追求名利的自私欲望，但是也有传承发扬圣人思想的期望。仿作经书就纯粹是为了满足追名逐利的欲望了。
王阳明反问：你说编著经书有传承发扬圣人思想的目的，有什么证据呢？
徐爱说：孔子删述《六经》就是为了传承发扬圣人思想。
王阳明说：照你这么说，那仿作经书，不就是模仿孔子吗？有什么不对？
徐爱说：编著经书是对书中圣人思想的解释阐发。仿作经书是模仿圣人的语气，照猫画虎地写经书。所以仿作经书似乎对传承发扬圣人思想没什么帮助。
王阳明说：你认为的传承发扬圣人思想就是解释圣人思想，那不就成了照搬照抄圣人思想了？你想以此返璞归真，可是现实情况又怎么样呢？多数人还不是用哗众取宠的辞藻，争相把圣人思想解释出新花样来，争抢着吸引眼球吗？天下大乱就是因为这种争抢着用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吸引众人眼球、却不务实、不实事求是、不看重实际行动的风气引起的。
所以想要使天下大道昌明，就不要争抢着去编著解释《六经》。不要为了出名就急着提出什么新解释新想法，结果是使人心更乱。观点越多越新奇，往往人们越难抓住根本。（纳粹和前苏联都是有哲学理论作指导的政权，都曾导致了灾难）
删述《六经》是孔子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孔子那个年代解释《六经》的书太多，大家标新立异，众说纷纭，只有把错误的和没用的观点都删掉才能凸显《六经》中的真理。
比如从伏羲画卦到文王周公，光是解释《周易》的书就有《连山》《归藏》等等，使得《易经》的宗旨被世人曲解了。《尚书》《诗经》《礼仪》《乐经》《春秋》也都是同样情况。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编著和猎奇的观点删掉，才能凸显出真理。
《尚书》自《尧典》《舜典》《大禹谟》《皐陶谟》之后，《诗经》自《周南》《召南》之后，像《九丘》《八索》这样淫逸邪荡的诗词不知道有成百上千篇。《礼仪》《乐经》的名称、实物、仪则、数目也多到无法数清。孔子把它们都做了删述改正，然后各种说法学说终于消停了。在《尚书》《诗经》《礼仪》《乐经》的原文中，孔子何曾增加过只言片语？
现在《礼记》的解说都是后来的儒者附会编上去的，不是孔子的本意。《春秋》号称是孔子所作，实际上是鲁国史书旧文。“笔”就是照抄旧文，“削”就是删去繁复，本应是有减无增的。
孔子传述《六经》，担心繁文缛节祸乱天下，想精简又做不到，只好警示后人务必忽略《六经》的表面文句，不要只追求字面意思，文章辞藻的华丽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文字背后的现实意义，现实生活才有意义。可是《春秋》之后，繁文缛节越来越盛行，像韩愈这样追求文章华丽，观点新颖的越来越多，天下也就越来越乱。
秦始皇焚书而得罪天下，是出于秦始皇的私心，更不应该焚烧《六经》。如果秦始皇志在传承发扬圣人之道，那么烧掉那些反经叛理的学说，正好暗合了删述的本意。反倒是好事。
秦汉之后，世间的繁文缛节越来越严重，想彻底废止是不可能了，只能是模仿孔子的做法，收集记录并表彰那些接近天道真理，接近圣人之道的学说和礼节。其他的奇谈怪论，荒诞言论自然也就慢慢被人遗忘了。这正是王通所做的事，也是王通的境界和眼界比韩愈更高的地方。虽然不知道王通仿作经书的本意是什么，但我对他深感同意，我猜如果孔圣人再生，也会像王通这么干。
天下之所以混乱不治，就是因为繁文缛节的兴盛，而实事求是，立足现实的人太少。人们立足各自的看法，坚持己见，以新奇观点相互争斗，以花里胡哨的说法和文章争取虚名，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名利双收。这样下去只会使天下读书人的头脑混乱不已，使天下人的耳目被蒙蔽，使天下人都争着用虚荣的文辞做表面文章来出名，使天下人完全忘了敦于本分、崇尚实践、返璞归真。这些道理都应让那些著述经书的人受到启发吧。
徐爱说：著述也还是不能缺少，比如《春秋》这本书，如果没有《左传》，恐怕也很难看懂。
王阳明说：《春秋》要等到《左传》问世才能看懂，那《春秋》和《左传》不就成了歇后语和谜语了？圣人何苦要写那么艰深难懂的书？《左传》大多是鲁国史书的旧文，《春秋》如果需要《左传》才能看懂，孔子何必要删它。
徐爱说：伊川先生也说过：《左传》记录的是案件，《六经》记录的是判断。比如《春秋》记录了杀死某个君王，征伐了某个国家，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恐怕也难以判断这件事情的对错。
王阳明说：伊川先生这话恐怕是附和先前学者的观点，但并没有把握住圣人作经的根本意图。如果记载了杀死君王的事，这事本身就不对，何必追究详细经过再判断对错呢？征伐他国的命令应该由天子下达，记载了讨伐别国的事，那么这事就是罪过，何必追求讨伐别国的详细经过呢？
圣人著述《六经》只是提醒世人存养天理，格除内心私欲，达到端正人心的目的。孔子经常与人谈论存养天理格除私欲的事。有时候是根据别人的提问回答，有时候又不想多说，只说“我不想多谈。”孔子这么说是怕别人在字眼上钻牛角尖，最后只是落得个空谈理论，光说得好听，却不注重实际的结果。
孔子和他的门生从不详细解说齐桓公称霸和晋文公称霸的事。因为这是倡导互相攻战，吞灭天理，纵容私欲。齐桓公和晋文公的的行为和政策的根本动机是称霸，本质上是为了满足帝王自己的欲望。讲这些是在助长混乱，鼓励纵欲，误导奸邪。（王道和霸道的区别）这是孔门家法。
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事迹是称王称霸的学问（霸道），也是很多儒生以及学者研究的学问。研究称王称霸的学问这本身就包含了研究者渴望成功，获得名利的私心私欲。所以研究这学问与圣人著述经书的本意相反。从研究称王称霸的学说出发怎么能研究出来圣人著述经书的本意呢？所以后世儒生都走了歪路。
王阳明感慨说：如果不是通达天德的人，和他谈论这个问题很难。
王阳明举例名人名言：孔子说过：我见过史书中存在疑问疏漏的地方；孟子也说：完全相信《书》里说的，还不如没有书，而且《武成》这篇文章，只有两三页可取。孔子孟子都强调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不要盲目迷信前人所写文章。
孔子删述经书，唐、虞、夏、四五百年间的文章被孔子删得只剩下几篇。难道被删的文章没有一篇值得称道的？删述到了这个地步，圣人的本意就可以明白了：圣人只是要删去华而不实，重复出现，过度修饰的东西。后来的儒生学者写文章却又把孔子删掉的东西加上了。
徐爱又问：圣人写《经》是为了教育人去除私欲，留存天理。例如春秋五霸之后的事，也就是各国纵容权利欲望，互相打仗抢地盘的事，圣人并不打算详细地告诉别人。但是尧、舜之前的事，为什么也都被省略不讲了呢？
王阳明说：伏羲、黄帝时的生活都是淳朴，素淡的，大家坦诚相见，不重视虚华不实的东西，也就少有人写文章炫耀。加上时间久远，所以流传下来的事情很少。这就是太古时期的生活，不是后世能够比得了的。
徐爱问：像《三坟》之类太古时期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孔子为什么要删掉呢？
王阳明说：因为即使流传下来，时代风气变了，那些书和后来时代不相符了，过时了。后来的时代风气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注重华丽的修辞手法。
周朝末期想恢复夏、商时期的风俗都做不到了，因为社会风气变化太大。更何况唐、虞时期呢？何况伏羲、黄帝时期呢？所以他把《三坟》删了。
然而虽然各个朝代的风气和治理方式不同，但是根本上遵循的“道”却是相同的。周文王、周武王、尧帝、舜帝都遵循这个“道”，孔子遵循尧帝、舜帝，效法文王、武王。但是毕竟各个时期的社会风气不同，“道”在各个时期的应用也就有变化，所以各个时期实行的政令和政治制度不同。
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如果换个时期实行肯定是不行的，实际情况不一样。该过时的就应该过时。这也是孔子删掉《三坟》的原因。夏、商的政策在周推行肯定行不通，周公考虑三王的政策，对于过时的地方就抓紧修改，绝不照搬。
这就是圣人把过去的东西删掉的原因。
王阳明又说：（两种治理方式）如果只知道推行无为而治，不能像三王一样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只知道推行上古时期淳朴的民风和政策，这只能是佛教和老子的学说，不符合现实情况。
如果能做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但是又不能像三王那样抓住一个根本（克制私欲，存养天理，遵循“道”），而只是纵容称王称霸的私欲来制定政策，这只是春秋五霸之后历朝历代的治世方法。
后世的儒家学者所传授的各种各样的学说理论，基本上也都是在指导如何称王称霸，都是在讲一个“霸术”而已。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
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
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
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
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
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
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注
1[nao]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
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
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
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
《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
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
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
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
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
《书》《诗》《礼》《乐》《春秋》皆然。
《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
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
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
《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
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
《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
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
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
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
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
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
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
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
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
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
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
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
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
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
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
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
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
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
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
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
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注1，争辩，论辩。引申为喧闹嘈杂。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
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
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
《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
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
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
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
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
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
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
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
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
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
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
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
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
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
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
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
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
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
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
《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
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
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
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
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
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
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
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
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
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
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
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未，虽欲变以
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
义、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
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
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
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
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
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
之治，岜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
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
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
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
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