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小平教授谈《语言研究和人文研究中的实证法》

姚小平教授谈《语言研究和人文研究中的实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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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研究和人文研究中的实证法

◇引子

◇什么是“实证”

◇中国古代的实证法

◇一项语言学的个案研究

◇一项学术史的个案研究

◇尾声

◇通信

引 子

谢谢诸位的盛情。谢谢各位老师同学不辞辛苦，前来捧场。

邀请方希望我做的题目，本来是“大学英语教师怎样写论文”。而我一听到这个题目，心里就犯了憷。因为在去年第六期《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导言里，我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应该扭转一种流行有年的观念，以为只有写论文出著作才是做学问”；然后我引了宋代大儒朱熹的话，他说：“学不止是读书，凡做事皆是学。”所以我主张，“一个教师，能够把课上好，自己思有所悟，学生学有所得，就是把学问的大半做好了。”这意思分明是，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上好课，论文写不写并不重要。比起把书教好、带出一班得意的学生来，写几篇不疼不痒的文章实在是无裨于社会。结果那一期杂志发表后，就有人打来电话，说：“姚老师，你真是体贴我们一线的教师。”诸位想，既然我说了不必写论文之类的话，而且就是不久前的事，再到这里跟大家来讲怎样写论文，岂不是要打自己的耳光么？

可是另一方面，我那样说也未必真的是要号召老师们罢写论文。第一，我没有那样的能量，跟大局势抗争。第二，如果大家都罢写，没有了稿子，我们这些杂志的编辑还有什么做头？第三，我说教师把书教好，是把学问的大半做好了，那么还有小半，也许就要看写得出写不出论文。

这么说，“怎样写论文”这个题目还是应该讲。但是，单独这样一个的题目却讲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怎样写论文的问题，其实是不能跟怎样做研究的问题分开来的。大家想，如果研究做出了象样的成果，还怕论文写不出来么？而如果不做研究，或者做了半天，没有在路子上，辛苦得来的成果在行家眼里全是白费力气，这论文写了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的讲题就不得不以怎样做研究为主了。

说到研究，诸位想必也已看出，我们《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还有其他许多外语类和语言类的期刊，近年来在发表的论文、稿件的录用方面表现出一种趋势，那就是实证。在座的诸位，有多少人是做实证性研究的呢？而不做实证性研究的诸位，有多少人觉得实证性研究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呢？我想结果是可以预料到的，那就是：很少有人会认为，实证性的研究是不必要的，没有用处的。这样，我们的题目所含的两点，“必要性和可能性”，前一点已经由在座诸位解答了，用实际的、实证的办法给予了解答。至于第二点，“可能性”，其实就是怎样结合自己的研究来运用实证方法的问题，我希望在演讲结束的时候，让大家觉得有了一个解答。我们今天的题目很大，不大好把握，容易流于空泛。但我要争取落到实处，先引古人、前人的范例，再举我自己做过的研究为例，来充实这个题目。

1．什么是“实证”？

刚才我们已经多次用到“实证”这个词。但这个词究竟是指什么呢？我们得把它的意义弄清楚。每遇到一个概念，如果需要仔细寻思一番才能理解，我们最好还是先查一查词典。

首先是《现代汉语词典》（1996修订第三版），上面有词条“实证”，解释和例证如下：

【实证】实际的证明：这些涂改过的单据是他犯罪活动的∽。

这个释义是取“实证”一词最普通、最常见的意义。我想，也许应该把这个意义作为义项①，然后补列一个义项②，来说明它还指一种研究方法，或一种哲学上的认识观。

然后是《辞海》（1979年版），上面也有“实证”一条，说的却是跟研究方法不搭界的中医学上的事：

实证 中医学名称。指人体受外邪侵袭，或因痰火、淤血、虫积、食积、水湿等阻滞所引起的实性证候。与虚证相对而言。如面赤、气粗、痰壅喘满……等。

这看起来跟一般所理解的“实证”离得远了。不过其中所说的“实性证候”，跟《现汉》上说的“实际的证明”，显然有一个共点， 那就是实在的、明白可见的、可以检测的事实。“实证”又指一种哲学上的认识观，这个意义见于《辞海》上的“实证论”条：

实证论 亦称“实证主义”。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创始人是孔德。实证论者标榜自身是“科学的哲学家”，只承认“实证的”（确实的）事实；实际上是只承认主观经验，认为人们不可能也不必要认识事物的本质，科学只是主观经验的描写，不反映任何客观经验。

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是法国革命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哲学家，大概是出于一种对旧时代的宏大理论和激进口号的反叛心理，试图建立“实证哲学”，主张哲学不能光靠演绎推理，而要立足于实际的、确凿的、可验证的事实。他又提出一种社会演进的三步说，认为一切社会都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神学，形上，实证。

过去我们对孔德有些误解。像《辞海》对“实证论”的解释，应该有所修订了。实证论者并不是不打算探求真知，而是要运用实证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实证论者也不是简单地认可主观经验，而是只承认经过事实验证的经验。

在中国，“实证”这个词指一种哲学认识和研究方法，似乎是从胡适开始的。大家都知道，胡适的实证主义思想直接源自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至少胡适自己是这么说的。但杜威的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思想又可以上溯到孔德。胡适的一句名言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或“大胆的怀疑，小心的求证”），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这句话直到今天也并没有过时，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的圭臬。有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方法局限于经验主义范围，是传统的归纳法。这样的看法恐怕是不全面的，因为胡适的那句话，前半句“大胆的假设”明明说的是演绎法；在提到中国古代的语言学者运用这种方法解决语音史上的问题时，他也明确地说，他所看重的这种方法不是纯粹的归纳法，而是归纳与演绎的结合：“[钱大昕研究古代唇齿音的]每一步工作都是归纳与演绎的精熟配合，都是从个别的例得到通则，又把通则应用到个别的例上。”（《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当然，胡适本人主要是做历史的、文献的、文本的研究，他所用的那种实证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叫做“考据”，或“考证”、“考核”。按照胡适的理解，考据在英语里可以表达作evidential investigation，换句话说，就是“有证据的”、“根据证据的探讨”，也即无征不信（《胡适的自传》）。这样理解的话，考据就是一种很普通的方法了，实际上我们在平常的研究中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关于中国传统的考据法，特别是发展至清代乾嘉两朝达到峰巅的朴学或考据学，梁启超曾经做过一番分析评说，要点如下：

1．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3．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以为不德。

5．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清代学术概论》）

以上诸点，不都是很明白的道理么？第一，立论要有根据；第二，这根据（例证和资料）应是原始的，第一手的；第三，仅有一条证据不够，而且一旦遇到反面的证据，就得重新考虑原先的论点是否站得住脚；第四点讲的已经是做学问者的品格或良心问题了；最后一点，通过分析、比较证据而得出一般规律。

这样的方法，在梁启超和胡适，还有近代许多具有求实、求真精神的学者看来，是精善的、科学的。虽然，由于研究者的条件有别，素质各异，又因为研究的对象不一，难易程度不等，这种方法在实际运用中会发生偏差，有时成功，有时不大成功，而有时甚至会被误以为本身有问题。对此胡适曾说过：

"如果你们不见怪，我很诚恳地盼望你们对我个人的不满意，不要迁怒到“考据学”上去。你们做文学事业，也许有时要用得着考据的帮助。……考据是一种公开的学问，我们不妨指出某个人的某种考据的错误，而不必悬空指斥考据学的本身。"（1923年5月15日致郭沫若、郁达夫）

这话是否也可供今天对“实证”方法存有疑惑的研究者一听呢？

顺便说一下，胡适把“考据学”译为“evidential investigation”，再直译过来就是“凭证据的考察”。现在说的实证法，常作“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也就是经验的方法。

2．中国古代的实证法

上面我们对“实证”这个词的意义和由来作了一个简短的回顾。梁启超和胡适的论述已经让我们明白了实证法的基本步骤。现代科学的实证法大都是泊来品，因为现代科学本身就源出西洋。但是，作为一种哲学认识，以及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这里我想举两千年前的一个人和一本书为例。此人此书大家应该都知道的，那便是东汉许慎（约58-147）和他的《说文解字》。《说文》是中国的第一部母语字典，或者说是第一部解析字形、探考字源的专书，它在中国语言学和语文研究史上的意义早有定论，不必再说；而它之所以能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和经久的学术价值，正是因为当年它的作者具有相当自觉的实证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实证的方法。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的工作无论“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叙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在《〈说文解字〉后叙》里，他称自己著述的原则之一是“闻疑载疑”。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所有这些都可以表明许慎实学求是的态度，而这样的一种态度或精神，是运用实证法的研究者必备的素质。由于具备了这一素质，并作了真确详实的研析考辨，许慎在《〈说文解字〉后叙》的开头便能够写出下面一段实实在在的、由五个数字构成的话：

“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

“十四篇”，指《说文》全书分作14篇（许冲把叙文也算作一卷，称“十五卷”；每卷或篇再分上下，故又有三十篇之谓）。“五百四十部”，指把所收录的字按照540个部首分类（后来的字典所用的部首检字法，便由此而来）。“九千三百五十三文”， 指《说文》中列作字条的字数，共计9353字，均为小篆。“重一千一百六十三”，指重文（异体字）。“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指解释形义、说明读音的文字，总数为133,441字。

每当我给学生讲起《说文》这部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名著，讲到这五个数字，便油然生出敬意。且不说许慎的研究自有一套方法，就看他把所析的字一一数过，把全书的字逐个统计，并精确到个位，便已让我们领教了一种认真的态度，展示了一种难得的精神！以这样的态度和精神来治学，所治的学问一定是实学。在许慎的时代，有相当多的学者在做着这种实实在在的学问，所以汉代的学术（这是“汉学”一词的本义）被后世赞为朴学，及至清代仍有大批的追随者。我只举一个例子。清人朱骏声在其著《说文通训定声》中，对许慎所收的9353字作了分类统计，得到以下结果：

形声字　　7697个（约占82.3%）

象形字　　364个（约占3.9%）

会意字　　1167个（约占12.4%）

指事字　　125个（约占1.3%）

我在这里列出这些数字，不是要讨论文字学的问题，而只是想借此说明中国传统学术可以引为自豪的实证法，以及这种方法的历史渊源。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如今仍有人以为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或象形-会意文字，而上列数字告诉我们，早在汉代（甚或更早）形声就已成为汉字的主要构造方式。假如没有这些数字，仅凭个人的印象和零散的例子，就不可能得出确凿可信的结论。

3．一项语言学的个案研究

以上引述了古人运用实证法的例子。现在让我们来谈一点当代的学术。在这方面我想最好还是现身说法，用我自己的研究来说明实证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十余年前我做过一项关于汉语颜色词的研究（《古汉语的单音颜色词》），所得的结论至今大都还能站住脚，原因之一就是运用了实证法。研究的目的是要用汉语颜色词的演变事实来验证颜色词的所谓“普遍发生顺序”。这一理论是两位美国语言学家，Brent Berlin和Paul Kay，在1969年首先提出的，后来在1978年又有所补正。他们认为，世界各种语言的基本颜色词，“黑、白、红、黄、绿、蓝”等等，哪个先出现哪个后出现，决定于某种普遍的规律，其次序也是有定的，用Berlin和Kay（1969）的原图来表示就是......

一共是11个基本颜色词（或者叫颜色范畴），分七个阶段出现：

1）任何语言至少都有“黑”“白”两个基本颜色词；

2）如果一种语言有三个基本颜色词，第三个出现的一定是“红”；

3）如果一种语言有四个基本颜色词，这个词不是指“黄”就是指“绿”；

4）如果一种语言有五个基本颜色词，那么“黄”和“绿”就都有了；

5）如果一种语言有六个基本颜色词，它一定有了“蓝”；

6）如果一种语言有七个基本颜色词，新添的一定是“棕”；

7）如果一种语言有八个或更多的基本颜色词，这第八个词可以是“紫”或“粉红”，也可以是“橙”或“灰”。

我当时看到这个理论，便有疑问：汉语颜色词的发生顺序是这样的么？两位美国学者倒也提到了汉语，把它看作第五个阶段的语言。可是现代汉语里的颜色表达非常丰富，赤橙黄绿青蓝紫，样样都有，为什么不归到第七个阶段呢？更要紧的是，回到历史上，汉语的颜色词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过来的？跟上述理论是否相符？这就要求对汉语颜色词作一番历史的探考。于是我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开始，经周秦、汉晋南北朝、唐宋元明，一直到清代，对汉语单音颜色词的演变史作了系统的考察。整个过程只能略去不表，我们就来看考察的结果，证明有些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演变事实跟“普遍发生顺序”不符。比如“蓝”和“褐”（指棕色），在汉语里出现得很晚，唐宋时才成为基本颜色词，而“紫”、“红”（指粉红）、“灰”则出现得很早，“紫”和“红”在周秦时、“灰”在汉晋南北朝时都已有了。这样一来，次序就被打乱了，“普遍发生顺序”不能完全适用于汉语。我这样说当然有根据，是在查考了许多文献（经书、史书、杂著、诗词、小说、辞书等等）之后才得出的结论。

......

4．一项学术史的个案研究

第二项研究是两年前做的，跟中国近代学术史有关。说到近代学术史，大家可能知道梁启超有两部力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他比较了中西学术的历程，看到中国传统学术（如经学、小学、史学、舆地、历算等）在清代进入前所未有的兴旺期，很像西方学术因文艺复兴而焕发了新气象。清代学术之所以隆盛，原因很多，其中的一个便是社会对学问和知识的尊重。梁启超就此写道：

“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欲以从事于更高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近世欧洲学问多在此种环境之下培养。而前清乾嘉时代，则亦庶几矣。”（《清代学术概论》）

对梁启超的这一看法，后世学者有同意的，也有反对的；而无论同意还是反对，都可以举出有利于己方的例子。我在写《中西语言学史断代比较研究：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一书（外研社2000），写到第六章“清代语言学的社会背景”时，也碰到了这一问题。当时的社会环境究竟有利于学术的发展，还是不利于其发展？社会对学术是否重视？学者的一般待遇如何？——我想，对这类问题应该从总体上把握，而不是只看一些孤立、零散的例子。也许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我从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王力著《中国语言学史》（1981）、何九盈著《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95）三本书中取得清代小学家和经学家95人，其中81人的生卒年份可以确定。所谓“小学”，大抵相当于今天的语言文字学。在清代，小学与经学都是显学，两门学科的关系十分密切，小学家大都兼治经学，经学家也大都兼问小学；不仅如此，史学也往往由经学家和小学家兼做。小学、经学、史学等几门学问加起来，构成了清代学术的主体，所以，这里说的81位小学家可以视为清代人文学者群体的代表。

我们既然知道了这81位学者的生卒年份，他们的平均寿命就是很容易算出的：67.30岁。这个数字是怎样一个概念呢？它的意义何在？我们不妨拿它跟现代的数字做个比较。我曾经在报上读到这样一条消息：“中国科学院系统在职科学家的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2.23岁，加上离退休人员，所有死亡者的平均年龄只有63.33岁，大大低于1990年北京市人均期望寿命73岁。”（《南方周末》1999/1/1）由此可见，上述81位清代学者的均寿是相当高的，甚至高过了现代。不过，起初我还有些怀疑，觉得这样的结果不大可能；又觉得81人的样本太小，恐不能说明问题。于是我又扩大范围，把《传统语言学辞典》（河北教育1990）上立为条目、出生于1600—1850年间并且生卒年份可知的小学家悉数列出；除去上述81人后，计有234人，其平均寿命为65.38岁。取两个样本的平均数，则得66.34岁。至此，我想我们就不必再怀疑清代学者均寿之高了。而均寿这样高，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社会比较安定，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有保障。我们再来看几个数字：

上述81人中，多数参加过科举（87.3%强）；其中进士、举人57人（60%）；孝廉、鸿博9人，诸生、贡生17人，这两类一共26人（27.3%强）。另外，他们当中做官的很多，达62人；加上当幕僚的、应聘编校典籍的，或主讲书院的7人，合计占了72%以上。这意味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一份固定的收入，至少没有柴米之忧，所以才有余力从事学术研究。说得通俗点，就是：学者必须先吃饱饭，才做得成学问。所以颜元说：“世间只为‘温饱’二字，耽搁了多少英雄，埋没了多少人品！”（《四书正误》卷三）这话真是有道理。那时很多知识分子把博取功名视为头等大事，坚定执著地参加科举考试，当然追求荣名是一个动机，但是经济上的考虑也很要紧。像清代哲学大家戴震（1723-1777），也是最有名望的小学家之一，先后六次参加会试（三年一度在京城举行的国家考试），都没有成功。最后一次赴会试，他已52岁，还是乾隆皇帝特批，才让他跟贡士（国子监的学生）一起殿试，授予他“赐同进士出身”（略等于现在的名誉博士），分配到翰林院供职。这时戴震才真正安定下来。可是，这一相对优裕的境遇他只享受了两年，就患病死了，这跟他先前奔波多年、旅次疲累，而又屡试不中，以至影响身心健康，恐怕不无关系。

所以，我认为梁启超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虽然他只是凭印象下的结论。凭印象得出的结论，有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是错的，不论怎样都需要验证，而验证就得用经验的材料和经验的方法，也就是实证法。在这方面，自然科学家可以为人文/语言学者提供一种研究的理念。“物理学家的世界由数学求导和数学证明组成，它们导致一种理论的逻辑建构；物理学家的世界还由检验理论的实验数据组成，因为离开了实验数据一切理论便同样好，或者同样糟。”（T. Rothman《麦迪逊大街的物理学家》，江西教育1999）除了个别分支（如实验语音学），人文、语言科学一般说来做不到像物理学那样精确，但在可能的场合，不妨通过实验、利用数据来证明或证伪一种理论。

5．尾声

上面举了我自己探讨过的两个案例，来说明语言/人文研究中实证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座诸位一定有研究语言的，或研究文化的，但多数人的研究领域想来是外语教学。领域虽然不一样，道理应该是一样的。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实证法，外语教学也不例外；有不少专门的书，告诉我们怎样做教学调查、统计分析等等。一篇探讨教学问题的论文，如果它举出的事实是确凿的，所说的话都是有根据的，它的结论是经过一定规模的调查得出的，并且有一些统计数字给以支持，那么，编辑看到它，第一个印象就是作者很认真，所做的工作详实可信。胡适有一回讲，科学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这么简简单单的事情，应该不难做到。值得庆幸的是，从许慎或者更早些起，一直到梁启超、胡适，在两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中国学术史上，实事求是、实学求是的风气从未失传；而且，这种传统跟近代西学注重经验事实和实验证据的取向基本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等书里，以及胡适在《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等文里，反复地说，中国古代学术自有一种科学的态度、认真的精神和严密的方法，只是这种优良的传统都被发扬在古籍的考证和历史的阐释上面，对自然关注得不够，久而久之中国的自然科学便落伍了。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超出了这里讨论的范围。

我们还是回到具体研究和论文写作上来。除了以上说的，还可以注意哪些事情呢？一项研究或一篇论文，无论是谈教学的还是探讨语言或文化的，怎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实证的原则呢？去年我为外研社《〈新编大学英语〉通讯》写过一篇短文，从杂志编辑的角度谈到过几点，这里再略说一下。

第一，题目小一些、具体些好。

一篇论文争取讲一个小问题，或者谈一个大问题的某个方面，这样比较好把握，也说得透。要想面面俱到，就不是一篇论文能做到的，得写书。假如有人投来一篇文章，题目叫“论中国英语教学”或者“中国英语教学面面观”，编辑大概不会细看，就给否了。“论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这个题目仍然很大，像是一个报告的话题，而不像一篇论文的议题。把题目再缩小一些，变成“论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就好多了。但还不够具体，不如改成“论大英三、四年级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恐怕也还嫌泛，还可缩小。

当然，题目不管大还是小，最好是新的，别人没做过的。假如是全新的题目，那么，即使只是把素材摆出来，也会很有意思；方法粗糙些，结论仓促些，都可以原谅。但如果是一个老题目，就非得有新的、更完善的方法，立论也得格外当心。

第二，做个案的研究。

个案研究（case study）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特点。比如我们研究学术史，个案就是一个个的人物和文本；人物和文本的研究是历史学的基础。我们评判一个历史研究者合格与否，首先不是看他是否写过通史，而是要看他对某个人物或文本是否做过精深的研究；然后看他对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发展是否特别了解。假如一个史学家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研究作铺垫，一出手就是大部头的通史，那我们读他的作品时就得当心。而在语言教学领域，像在社会学上一样，个案就是个人，放大之后则是群体。研究的方式类似于医生处理病案，一个个案例地剖析，然后找出一些典型的案例，加以对比，从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一般说来，我们把特定的群体当作一个完整的对象来处理，好象整个群体就是一个人。这种情况下我们突出的是类，是共性。但在针对群体的个案研究中，个性差异也是不可忽略的。个案研究需要说明类的共性和人的个性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群体性质，或具有群体所无的特征。

第三，使用第一手材料。

假如我们读了张三的文章，里面提到李四在某书里如何如何说，并且交代了出处，而我们现在自己要写文章，用得着李四的话，怎么办？有几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引了李四的话，却不说明是从张三的文章转引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多人这样做；这是在取巧，不是诚实本分的学者行为。再一种办法是，从张三的书里引用李四的话，并且注明是根据张三转引的。这样做诚实倒是诚实了，可还是让人不放心，因为，万一张三引错了，我们却混不知晓，岂不是会以讹传讹？最好的办法应该是自己去把李四的书找来读，顺便也就可以核实张三的引文。据我的体会，错引的几率是相当高的。有人写博士论文，懒怠或疏忽到竟然根据现代人的著作来转引《文心雕龙》。经典著作岂是可以转引的？无论如何必须亲自读。让人喂饭和亲自吃饭，从感觉到收效都大不一样。

上面说的都是从事研究和写论文时应当注意的要领。但是，一篇论文究竟是否可取，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特别是立题是否新颖，见解是否独到。调查、统计、数字之类都是精善的手段，现代研究没有它们不行。但也有这样的可能：一项研究的手段、方法很好，程序也很规范，可是得出的结论却意思不大，只是重复了前人的观点，或者证明的是不证自明的道理。我曾经以“吸烟有害健康”的话题为例，来说明有的统计调查意义不大。如果我们现在设计一项调查，去证明吸烟有害健康，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应该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应当证明和探索的是，吸烟在哪些情况下特别有害，哪些情况下危害不大，甚至基本无害。即，要弄清楚吸烟与健康长寿之间的相关程度究竟有多大，烟雾和尼古丁对机体的影响受制于哪些因素。（去年十月，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的“英语专业研究生教育论坛”上讲到这一点时，有一位好象来自兰州的老师很支持我的这个观点，因为他是铁杆烟民。可是我要声明，虽然当年在黑龙江务农的时候我的烟瘾极大，大到半夜里下炕满地找烟头，我本人现在非但不抽烟，而且对别人抽烟很敏感。）

无论对于科学研究，还是对于社会生活，并不是所有的统计、所有的数字都有意义。一个研究者需要培养起一种能力或感觉，能够分辨一个数字什么时候有意义，什么时候没有意义。刚才我们引了胡适的一句话：“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但是他接下来说的一句同样重要：“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什么是“大胆的假设”呢？以我们的例子来说，假定我们提出：“若在吸烟的同时进食某物，则无害于健康”，这个假设就够大胆的。但问题是，我们必须为这一惊世之论提供证明，而如果没法证明，没有事实的依据，它就是谬论一个。

总之，现代学术研究离不开实证法。实证法作为工具，本身是好的，但要用得是地方。有人写论文，做了统计分析，以证明：比起短的、简单的句子，长的、复杂的句子不易理解。这还用得着证明么？还有人做调查，用数据来论证：在学外语的过程中，女生比男生更有耐心。这也同样不证自明。假如颠倒过来，男生比女生更有耐心，这世界恐怕就要不妙。林语堂曾说：“人生世上，最用得着一点常识，读书不可读昏了”（《从梁任公的腰说起》）。在常识足以解决问题的时候，何苦去启动烦琐的程序？

说了那么多，大家想必也已体会到：实证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精神或学风。实证法就是实学——实实在在的学问，实事求是的态度。

附：就本次讲题与南京一位老师的电子邮件通信

姚教授：您好！

听了您3月31日的演讲，很赞同您的观点。在许多门类的研究中，实证法以其严谨和科学的特点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在实际工作中不大喜欢实证，写的论文常有证据不足、立基不稳的毛病。其主要原因是做事粗糙，不求严谨，但也可能是因为不认同实证法的用处。

读完姚教授的文章，咂磨“实证”、“实证法”、“考据”、“考据学”等名词，首先映现在脑海里的是“考证”一词，其次便是“典故”。记得大学图书馆里尘封的许多书籍，翻开来几乎全是一二三四大堆的例证罗列，给年轻的大学生们的印象就是一个字——“累”。这累既指读者读得累，也指做书者做得累。因为年轻浮躁，竟然怀疑这不过是统计性的琐碎工作，没有多少意义可言，最好是弃之不看。再早些，中学时学古诗文，深感不易。本来诗歌美奂曼妙，老师讲解之后却颇觉不屑。老师引章据典，说明某词某意出自某代某人某诗某句，凡此种种，常常一词或一句引出数位诗人词人的作品，竟不知是东家化了西家，抑或是西家典了东家。如此，一首诗词往往能讲解五六个钟点。可怜我那年少的心，竟然误认为那作诗词的人没有丁点儿自己的东西，全是博古通今后的借鉴，太没水平，而我们的语文老师才是真正高水平，诗人词人的骗术竟然全在他的火眼金睛下现了形。这大概也是实证法被误用滥用的后果吧。

您用的例证多出于清代或者清末民初时期的学者文人，那时既是实证法的盛行期，也是历史罕见的政治高压期。在这种高压下，文人学者多数不敢有新见解闻达于世，而是退一万步到保守又安全的“考证”或“考据”辈里屈居，其情可以见谅。当然，“考据学”并没有过错，而如若“考据”成为“时尚”却是大不应该。况且，胡适先生的“大胆的假设/怀疑，小心的求证”的名言中，也是“大胆的假设/怀疑”在先，而“小心的求证”在后。现时代做学问做研究并没有政治高压，应当多多鼓励同仁和后生们勇于创新。

故而，我认为实证法在研究中是必要的，但不可推广。小心时人对任何一种理论趋向于非黑即白的极端化的理解。

南京XX学院

XXX

2002年4月11日

XX老师：

谢谢来信！在一个演讲者，能听到一些回应，并且是在时过不久之后，自然非常高兴。我很同意您的看法，认为“实证法不可强求”。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局限，倘若推至极端，与钻死胡同便没有两样。就中国古代而言，实证法多用于古语、古史、古文献的考核求证。如梁启超、胡适曾指出的，这种方法是精良的，可惜运用的范围太窄了（可参看我的文章“考据学与科学语言学——梁启超、胡适论中国传统语言研究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2）。由于许多学者拥挤在一片狭小的领域里，用着同样的方法，做着类似的题目，便有重复劳动的可能。所以，不是方法本身有问题，而是研究者的认识或者学术研究的取向出了问题。

关于清代“高压”政策与考据学派的关系，是一个可以继续探讨的话题。愚见政治高压对考据学派的兴起并无必然的催生关系，一如汉学（朴学）发源于汉代，与政治高压无关。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之风从未断线，只不过到了清代，学术兴盛，积累有成，考据之学自然也就发达起来了。

“实证（法）”这一概念，我想要比我们过去说的“考据”“考证”“考订”之类含义更广。或者说，“实证（法）”可以涵盖“考据”，反之则不然。过去所谓“考据”，其对象一般是古的；而今天所谓“实证”，其对象则古今皆可，而又更着重于当今。有一点是需要明确的：实证法本身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用来验证理论的方法。实证法是必要的，除非有更好的方法来取代它，以证明一种理论的有效性。其实，我所理解的实证法不一定是指统计、数字之类。就最广的意义而言，“实证”就是实事求是、实学求是，不做凿空的、无根底的、无证据的、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学问。就当前的中国学界（特别是人文社科界）论，实在很需要提倡实学求是，反对弄虚作假。研究方法的问题，说到底也是学风问题。

以上所言，不知您是否同意。

至于您提到的诗歌美文，如果像您说的那位语文老师那样，处处用考据法来处理，的确是吃力又不讨好。诗作总还是须用自己的心来感受，解释得越多，味道恐怕就越淡。不过有时候，在讲解一首诗的时候，提醒学生注意作品的所自和文本的来历，并作一些意义语境的考辨（都属于考据，现代的说法就是“阐释”），对于理解作品的意境、作者的心态，以及类似诗句的不同韵味，也是有好处的。您提到“常常一词或一句引出数位诗人词人的作品，竟不知是东家化了西家，抑或是西家典了东家”，这种情况看起来是研究者或者读者在自找麻烦，实则问题的根子还在诗词创作本身。比如白居易《琵琶行》里有句子“儿家门户重重闭，春色缘何得入来”，而唐人薛惟翰的诗作《春女怨》里也有类似的句子“儿家门户寻常闭，春色因何得入来”。像这样的雷同，一种可能是仿作，有人构得了一个妙句，被别人仿用了；另一种可能是偶合，两个人互不知晓，构思的结果却相似，用明人郎瑛的话来说，就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见他的著作《七修类稿》卷二十二，“诗句偶同”；上引诗句也见该小节）；或者说是“好句人先得，达者所见略同”（卷三十一，“佳句人先道”）。他这样说或是自嘲，或带点儿讥讽，总还算是客气的。中学老师大概不必讲这些，大学老师却不能含糊过去，就得做出解释，而要想解释清楚，还得去考证，或者借用别人的考证所得。

总之，凡事不好一概而论。

姚小平

2002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