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明皇恩威：唐玄宗上位后的三大难题

武则天退位之后，唐朝政局相当动荡，一系列政变之后，唐玄宗李隆基终于坐稳了皇位。

然后，唐玄宗也立刻就需要面对三个问题。

第一，李隆基的成功，靠的是走中下层路线，充分利用私人关系和家奴的力量。这些帮助他获得皇位的功臣，往往是些行为放纵，赌性十足，不甘于循规蹈矩、遵守法度的人。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是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

所以，应该怎样处置这些功臣？应该怎样发掘治国的能臣？都是难题。

第二，正因为李隆基是以边缘王子的身份取得成功的，所以他对一个拥有基层经验的皇子有多可怕，认识会特别深。单纯的基层经验用处是有限的，但有基层经验的皇子，那就会带来非常多不可控的变数。

所以，今后李隆基该拿自己的兄弟和儿子们怎么办？也是个大问题。

第三，李隆基夺得了皇位，但他要治理的江山，并不是一派国泰民安的景象。武则天在位时采用各种极端手段来震慑反对派，当然也就意味着统治成本拉高。武则天退位后，韦皇后、安乐公主一度掌权，更加是有武则天的野心，没有武则天的能力……种种问题累积下来，当时的唐朝，说内忧外患也不为过。

所以唐玄宗要面对的挑战，还相当艰巨。

看看唐玄宗是如何应对的。

首先是功臣问题。

先天二年十月，唐玄宗“讲武于骊山之下”，也就是在骊山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阅兵式。

三个月前，唐玄宗刚刚除掉了太平公主，坐稳了皇位。所以这次大阅兵，是新皇帝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赫赫兵威。

结果很扫兴，这次阅兵式真是规模盛大，军容不整。其实也不算出乎预料，武则天后期的战争，仗打得一直很难看。上战场多流血，自然是因为平时汗流得太少了，长期组织涣散，这次皇帝阅兵，精气神也没法提起来。

于是，唐玄宗震怒，就要斩杀这次阅兵的总指挥郭元振。

郭元振也算是一位名将加名臣，长期以来，在西部战区有不错的表现。阅兵几个月前，郭元振刚刚回朝廷担任宰相，也就是说，表现不好还真不是他的责任。

而政变的时候，唐玄宗需要一个人保护好或者说控制住太上皇，以免太平公主利用太上皇发号施令。这个人需要非常勇武，唐玄宗倒是不缺这种人；这个人地位还不能低，保护太上皇派个小官去，一下子就让人觉得有问题。郭元振就是一个难得的合适人选。

唐玄宗政变期间，郭元振住在中书省，保护了太上皇十四天。可以说，政变能够成功，郭元振功劳很大。

可是，这时唐玄宗竟然因为阅兵式军容不整，就要杀郭元振。

幸亏有人为郭元振极力求情，唐玄宗才赦免了他，但贬了他的官，把他流放到岭南。

于是，唐玄宗又要杀负责这次阅兵式礼仪的官员叫唐绍的，唐绍也是这次政变时的大功臣。

唐玄宗的意思，其实仍然是有人出来求个情，自己就顺势赦免唐绍。没想到，求情的反应太慢，行刑的速度太快，结果唐绍就被斩了。

唐玄宗流放郭元振，斩杀唐绍，这两个大功臣都倒了霉。唐玄宗显然是在敲山震虎，不要以为立了大功，你们以后就可以为所欲为。

还有很多功臣，也都在很短的时间里，被唐玄宗赶出了朝廷。

《新唐书·姚崇传》记：张说以素憾，讽赵彦昭劾崇。及（姚崇）当国，说惧，潜诣岐王申款。……（崇）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于是出说相州。

《旧唐书·王琚传》记：或（疑即姚崇）有上说于玄宗曰：“彼王琚、麻嗣宗谲诡纵横之士，可与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之士。”玄宗乃疏之。

《旧唐书·赵彦昭传》记：俄而姚崇入相，甚恶彦昭之为人，由是累贬江州别驾，卒。

《旧唐书·刘幽求传》记：未几，除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郁怏于散职，兼有怨言，贬授睦州刺史。

《旧唐书·钟绍京传》记：迁太子詹事，时姚崇素恶绍京之为人，因奏绍京发言怨望，左迁绵州刺史。

《资治通鉴》载：或告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有怨望语，下紫微省按问，幽求等不服。……戊子，贬幽求为睦州刺史，绍京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行边军未还，亦坐幽求党贬泽州刺史。

《邓宾墓志》记载：先天初，归妹窃权，嗣皇养正，阴有夺宗之计，潜窥偶都之隙。公义形于色，奋不顾身，与左丞相刘幽求等同心戮力，以辅一人。廷奏奸谋，反为太平主所伺，言且不密，君几失臣，遂谪居秀州。明年，皇帝（玄宗）清问下人，芟夷元恶。且有后命，克昭乃勋，即征公为岐州司兵参军。未拜，累迁河北、蒲城二县令。……公往经迁谪，曾冒炎瘴，因求医长安，颇历时月。素为权宠（疑即姚崇）所忌，不欲公久留京师，遂阴中以他事，复贬为睦州分水县令。

没有被贬斥的功臣，往往也是待遇不错，但实权很受限制，各种军国大事，他们并不能太多参与。

唐玄宗说：“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

意思是：想当年，西汉刘邦当皇帝，给功臣权力很大，又是封王又是封侯的，结果这些封王的很难有好下场，封侯的也过得提心吊胆；东汉刘秀当皇帝，他靠家乡南阳的豪强大族起家，这就是所谓“南阳故人”，南阳故人们都是安享富贵很少实权的，但是结局也比较好。

唐玄宗这意思是，我对功臣们，也要学汉光武帝刘秀的办法，这样其实对大家都好。

防宗室

唐玄宗对宗室成员，尤其是对自己的兄弟们的态度。

唐玄宗人称李三郎，排行老三，他总共兄弟六个，有五个活到了成年：

大哥李成器，明智退让，早早拒绝参与太子的竞争，给唐玄宗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是再怎么说，身份的敏感性在那里；

二哥申王李成义，比较平庸；

四弟岐王李范、五弟薛王李业，都是有点才干的，先天政变，老四、老五都是参与的。

唐玄宗的做法，也不出人意外，对待兄弟们，相处极亲，待遇极好，监管极严。

唐玄宗经常邀请兄弟们到皇宫里来喝酒、斗鸡、打球，一起出去打猎。而且还做了特别长的枕头，特别大的被子，兄弟们同塌而眠，就这么亲密。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应大哥李成器的要求，把自己当年做皇子时住的地方，这有个术语叫“潜邸”，把潜邸扩建为宫，这就是著名的兴庆宫，今天是西安的兴庆宫公园，和西安交大对门。

兴庆宫内，建了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

勤政务本，强调的是唐玄宗治国的精神；花萼相辉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唐玄宗是花，兄弟们是萼，也就是花瓣下面的一圈绿叶。这是《诗经》里的典故，用花和萼，比喻兄弟情深。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小雅·常棣》

兄弟们要是病了，唐玄宗那个嘘寒问暖。

有一次，薛王李业生病，唐玄宗亲自煮药，蹦起一火星子，把唐玄宗的胡须都给燎了。身边的人惊恐的表情都到位了，唐玄宗这时淡淡一笑：“只要兄弟喝了这个药能好，胡须有啥可惜的。”当年，唐太宗剪下自己的胡须给名将李勣治病，唐玄宗这也是向自己的祖爷爷学习。

但事情的另外一面是，唐玄宗是不给兄弟们任何实权的，对官员和兄弟们往来，也极为警惕。

张说是武则天时代就已经很重要的官员，又在唐玄宗是太子的时候，就和唐玄宗关系密切。唐玄宗除掉太平公主之后，就任命张说做了中书令，也就是宰相。

但后来，唐玄宗又任命了和张说关系不好的姚崇为宰相。

张说心里不安，就去联络岐王李范。你去岐王宅里欣赏下李龟年之类的人物展示才艺，那没事；你去谈政治，这就犯了大忌。

这事迅速被人举报，可见唐玄宗盯兄弟盯得有多紧。于是，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但是岐王没有受任何处罚。

再说个类似的例子，有一次唐玄宗生病，薛王李业的小舅子韦宾企图打听唐玄宗的病情。此事被唐玄宗知道了，韦宾被“杖死”，活活打死。

薛王李业和王妃韦氏吓得战战兢兢来请罪，唐玄宗握着薛王李业的手说：“我要是有猜忌兄弟的心，让老天爷一个雷劈了我！”（“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实殛之。”）这种情况，你觉得唐玄宗有猜忌兄弟的心吗？

这就是唐玄宗的处理方式，这个案子涉及到了兄弟们，涉案相关人等，都顶格处理，但是兄弟们来请罪，都是没事没事，不干你的事。

唐玄宗对兄弟们的感情，完全是装的吗？也不一定。

这就是古代的皇权政治，本身就是反人性的。人性在权力面前是经不起诱惑的，这样防微杜渐，确实避免了之前动不动就政变的风险，并且那张温情脉脉的面纱，好歹挂着没撕下来。

拨乱反正

唐玄宗要拨乱反正，要让政治重新上轨道。

有一篇唐朝人写的也不好说是散文还是小说的作品，叫《开元升平源》。这个题目就很有意思：唐玄宗开元年间为什么能够成为升平盛世？

作品的内容是说，唐玄宗趁着打猎，和姚崇私聊。于是说到想任命姚崇做宰相。

姚崇说，我有十条建议，你如果不答应我的话，“臣不敢奉诏”，这十件事做不到，当宰相没意思。——这个就叫格局，我做官是为了实现理想，而不是为了高官厚禄。

唐玄宗说，你说来听听，我量力而行，然后再决定是否该做。于是姚崇就说了十条，建议的内容，引在文稿区了：

公曰：“自垂拱已来，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请圣政先仁义，可乎？”上曰：“朕深心有望于公也。”

又曰：“圣朝自丧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请三数十年不求边功，可乎？”上曰：“可。”

又曰：“自太后临朝以来，喉舌之任，或出于阉人之口。臣请中官不预公事，可乎？”上曰：“怀之久矣。”

又曰：“自武氏诸亲，猥侵清切权要之地，继以韦庶人、安乐、太平用事，班序荒杂。臣请国亲不任台省官。凡有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悉请停罢，可乎？”上曰：“朕素志也。”

又曰：“比来近密佞幸之徒，冒犯宪纲者，皆以宠免。臣请行法，可乎？”上曰：“朕切齿久矣。”

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贡献求媚，延及公卿方镇，亦为之。臣请除租庸、赋税之外，悉杜塞之，可乎？”上曰：“愿行之。”

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巨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上曰：“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况敢为者哉！”

又曰：“先朝亵狎大臣，或亏君臣之敬。臣请陛下接之以礼，可乎？”上曰：“事诚当然。有何不可？”

又曰：“自燕钦融、韦月将献直得罪，由是谏臣沮色。臣请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

又曰：“吕氏产、禄几危西京，马、邓、阎、梁，亦乱东汉，万古寒心，国朝为甚。臣请陛下书之史册，永为殷鉴，作万代法，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真可为刻肌刻骨者也！”

姚崇是不是一下子对唐玄宗提了十条建议，这不好说；但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这十条建议的内容，唐玄宗时代确实是实行了的。

还有，这些建议绝大多数都是对武则天时代的批判。

比如第一条，说治国不能一味依赖刑罚，还是要讲德治，就是针对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政治而发的。

第四条，说武家人占据了重要部门，后来韦皇后、安乐公主继续如此，还不按照程序任命了大批没资格做官的人做官。以后不能再这样了。这是点名批评了。

第五条，说皇帝身边的近臣，得宠后纵横不法。武则天的几个情人，都是典型。

第七条，说武则天带头，后来中宗李显、睿宗李旦跟进，都大兴土木，建造佛寺道观，以后不能再这样在佛教、道教的事上乱花钱了。

最后一条，说外戚干政这事，真是“万古寒心，国朝为甚”，没有哪个朝代比我大唐更严重。说得唐玄宗眼泪都下来了。这显然说的是武则天称帝的事。

其余各条，往往也多多少少和武则天有关。

郭沫若先生曾经说武则天“政启开元，治宏贞观”，武则天把国家治理得比贞观时代还好，而且打下了开元盛世的基础。

姚崇作为亲身经历过武则天时代的人，显然不是这么看的，他对武则天时代印象特别糟糕，认为天下要想治理好，首先必须要否定武则天时代。

不过话说回来，姚崇这个人身上，其实是有很强烈的武则天时代的气质的。比如说他也很善于整人。

唐玄宗争夺皇位时的功臣，是被谁赶出朝廷的？往往就是姚崇或者疑似姚崇。

姚崇能够成为唐玄宗时代第一位著名的宰相，多少也和唐玄宗看重他的整人能力有关。因为必须要先把长于激进冒险，不善于稳健治国的功臣边缘化，唐玄宗的政治构想，才有可能委任给合适的人来完成。

知识点二：开元施政：用权术、立规矩、重改革

唐玄宗时代前期、中期的重要改革。先从改革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宰相说起。

姚崇尚通，宋璟尚法

隋唐的制度，往往同一时期担任宰相的人，就有好几个。但唐玄宗时代的特点，是同一时间段里，宰相可以有好几个，但真正重要的宰相，通常只有一个。

这样做的好处是提高效率，而且皇帝反而可以处于相对超然的地位上，一旦出了事，这位重要的宰相就是最理想的挡箭牌。

开元年间重要的宰相，打头两位是姚崇、宋璟，并称“姚宋”，特别有名。

但两个人其实很不一样，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有句评价：“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实在是说得很准。

“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

姚崇是个有政治理想的人，但也是一个有权术，会玩弄手腕的人。他简直是一个在正人君子和阴险小人之间随时切换的人。

唐玄宗要把武则天时代的余毒清干净，没有点以毒攻毒的猛药是不行的；唐玄宗要把帮助自己夺得皇位，但缺乏治国才能的功臣赶出朝廷，又害怕担上薄情寡义的名声，需要人家离开但不想把人往死里整，就离不开姚崇这种精通权谋但是不热衷权谋的宰相。

姚崇做了三年多宰相，前期清场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得罪的人也够多了，唐玄宗就换掉姚崇，换宋璟做宰相了。

宋璟这个人特别的正，一板一眼，讲究原则。

所以，姚崇、宋璟是不能同时做宰相的，那政事堂里得天天吵架。

而且不能先用宋璟后用姚崇，因为有些难缠的官场老滑头，宋璟可能对付不了；有些特别戆头的功臣，可能会和宋璟激烈冲突，然后宋璟可能直接依法判人家死刑，唐玄宗也不想落个杀功臣的名声。

就得先用姚崇清场，再上宋璟立新的规矩。

姚崇、宋璟加起来大约做了不到七年宰相，唐朝的社会，呈现出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是，唐朝的国力，仍然没有体现出来。

张说的军事改革

这个时候，一个曾经被唐玄宗放逐的功臣，回到了朝廷，这个人就是张说。

张说可以算是唐玄宗早年的功臣集团中的一员，他是这个集团里少数有治国大才的人。

张说因为和唐玄宗的弟弟齐王李范有了不恰当的接触，被姚崇举报，于是被贬到外地做官了，如今重新被重用。

张说以文学知名，可是他最大的建树，却是军事改革。

张说被排挤出朝廷后，到边境上任职，既做过安抚工作，让本来想造反的胡人不反了；又有过实战经验，参与平定过少数民族的叛乱——这个叛乱也说明了当时族群关系的复杂，一个从突厥投降过来的粟特人，勾结党项人造反。张说恩威并举，把问题解决了，应该说表现得相当出色。

因为熟悉边境的军务，张说给唐玄宗提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建议：裁军。

当时唐朝边防军的人数，高达六十万。张说认为，保留四十万人，够用了。一下子裁军三分之一，这是非常惊人的规模。

唐玄宗也很惊讶，边境上的将帅，多数都在对我说，国防压力很大，人太少，兵力不够，你怎么说还要裁军？

但是张说非常肯定，四十万够用了。将帅要求增兵，原因不过是两条：一是“自卫”，也就是拥兵自重；二是“杂使营私”，这些士兵进了军营，就是将帅们的奴仆，将帅们当然希望兵越多越好。但是，当兵的太多，农业生产就要受到严重影响。府兵制下，兵农合一，把这些大小伙子都拢在军营里，谁去种地啊。

所以说张说这个建议很“大胆”，首先还不在于大规模裁军后，边境上会不会有风险，而是这个建议挡了多少人的财路，会得罪多少人。

至于国防问题，张说反而是有很成熟的想法的，就是进一步推广“兵募”，也就是一般说的募兵制。

唐太宗去世后，府兵制已经变成了一个朝廷几乎不承担责任，把压力全部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的制度。募兵至少是明确了给士兵相应的待遇，还是有吸引力的。

唐玄宗采纳了张说的建议，十天内就招到了十三万精兵，他们被编入了关中地区的十二卫，轮番值班。同时，边境上的军队，募兵制也越来越推广开来。

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兵农分离的趋势愈演愈烈，军队战斗力是增强了，但是军队和平民之间的隔阂也加深了。长远看来当然是有问题的，不过在改革之初，应该说是卓有成效。

改革宰相制度

张说推动的另一项重要变革，是关于宰相制度的，把原来的政事堂，改成了中书门下。

政事堂是宰相们开会的地方，这个会议室原来设在门下省，后来搬到中书省。但政事堂不管在哪里，就是个会议室，做了决定，事情还是交给原来的政府部门去办。

为什么说“政事堂改中书门下”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变革呢？

先看改革之前，情况是什么样的。

到张说做宰相的时候，唐朝已经建立一百年了，三省六部的运转，已经出现了官僚机器不可能避免的问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形式主义、推诿懈怠……哪样都少不了。上一讲就说了，唐玄宗刚当皇帝的时候，姚崇就向唐玄宗提出，一定要大力解决这个问题。

但不动大手术，有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我们办事拖拉是正在按流程办理，不合规的事情说办就办了，出了问题你负责？我们的工作量早就饱和了，上面不能再给我们压担子了……讲大道理也好，诉苦也罢，一个比一个会说。

比如说当时唐玄宗正在大力清查户口。

查户口，本来是户部度支司的事。对他们来说，这是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积极性未必很高。

户口怎么查？第一件事肯定是先开个会呗。然后就会想到，统计上来的户口多了，每年征收的粮食就多了，粮食怎么存储？怎么运输？那就要把仓部司的人也喊来商讨。这些额外征收的粮食，会不会引起物价波动啊？那金部司的人也得来。

所以这不是度支司一个部门的事，应该由咱们户部司组织户部的全体中高级官员一起讨论。

然后就会有人想到，那些原来没有被统计上来的户口，当时的术语叫“浮逃户”，这是犯罪行为，对他们到底怎么定性，要不要和刑部沟通一下？这些人原来不交税不服徭役，现在担子压上来了，会不会造成民变？是不是要兵部那边也做点准备？

这事户部决定不了，还是得报到政事堂，宰相们你们再讨论一下，牵头各个部门分工协作……

这还是朝廷里的讨论，各项要求还没有下达到各州县呢。这个事情就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了。

但实际上唐玄宗清查户口，没有这么麻烦。唐玄宗的办法是，你们这些部门不是都在扯皮吗？我就不理你们了。

唐玄宗另外设了一个职务，叫“覆田劝农使”，然后从各部门抽调了一批人担任“劝农判官”，另外搭建了一个系统，你们把这个事情办了，这样效率一下子就上来了。

这个使者的“使”字，它本来的意思是临时给你派一个任务，这时候你是“使”；任务完成了，你自然也就不再是“使”的身份了。所以，“使”这个概念，包含着临时的、不正式的含义。同时，“使”又是直接代表皇帝的，又意味着巨大的特权。

但是，类似像覆田劝农使这样的职务，一旦设置了就是要展开长期工作的，“使”的临时性就大大淡化了，很多“使”反而像是我们今天说的什么呢？垂直管理。就是绕开原有的政府部门，由朝廷直接抓某项事务，自成一个封闭的系统。

由于原有的三省六部体制越来越低效，所以唐玄宗治国，就越来越依赖被称为“某某使”的系统，但是“使”太多了，也有点乱，所以又需要对“使”进行统一管理。

理解了这种情况，才能理解，张说把政事堂改成了中书门下，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是会议室换了块牌子，而是就在中书门下的会议室后面，增设了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中书门下不再仅仅是议政场所了，而是一个决策+执行的机构。

看刚刚报的中书门下的五房的名字，就知道它的工作内容，和尚书省的六部重合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有一部分学者就认为，三省六部制到唐玄宗时代，实际上就被架空了。

但应该说并没有架空，六部还是保留了大多数工作，只是最重要急迫的一些事转移到了中书门下的五房。

只不过，哪些事算重要急迫，外行就搞不清了。实际上，不光是六部没有被完全架空，还记得汉代的九卿制度吗？唐代也有九卿，九卿的办公场所叫寺，大理寺、鸿胪寺，都是你熟悉的名词吧？九寺和六部也有很多重叠，九寺也还分担着一部分工作。

怎么这么乱啊？没有办法，古代官僚制越运转，越叠床架屋，是必然趋势。但不管怎么说，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制度运行之初，确实是提高了效率的。

检括逃户

唐玄宗开元中期，还有一项重要的变革，其实上面已经讲到了，就是一个叫宇文融的官员，提议检括逃户，增加租赋收入。

逃户的问题，早就存在。

人口增长了，朝廷也拿不出土地分配给新增人口，均田制早就维持不下去了。于是很多人自谋出路，跑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去开发荒地。慢慢的，人口和耕地都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这个增长没有在官方数据里体现出来。

这种情况存在，其实谁都知道。

不过有些官员觉得就这样挺好，这是藏富于民。朝廷的赋税本来是偏重的，你地又没给足人家，你收税的时候是按照给足了地收的，现在这些税收不上来，两下一对冲，本着差不多的精神，结果就也还行。比如张说就是这么认为的。后世的人，比如司马光看法也类似。

而像宇文融这样的官员，则觉得如果向这些土地和人口征税，可以大大增强国力，朝廷要想做大事，才有钱可用。再说这些老百姓也未必愿意一直当黑户，他们逃到哪里，我们不追究他“浮逃户”的罪名，就在当地给他落实户口，再给点优惠政策，人就都出来了。

唐玄宗支持宇文融，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宇文融开始主持检括逃户。到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不少于八十万户人口以及相应数量的漏登土地列入了簿册。这个数字，超过了当时总户口（7069565户）的百分之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

唐朝建国一百多年，这时户口数仍然比隋炀帝时代少将近一百八十多万户（隋炀帝时“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但是也已经称得上人口繁盛，欣欣向荣了。唐玄宗一下子觉得手头宽裕了。

总而言之，到了唐玄宗开元中期，军事实力、行政效率、国民经济，都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按照传统说法，一个造成巨大灾难的人物，也要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