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应县木塔的时候，惊讶于这么一座榫卯结构纯木建筑竟然能保存至今之余，还能上到二层，现在只能在一层转转了，据报道早就有提议要对木塔进行修复，但到今天也一直没有确定方案，这其中涉及的问题还不只是技术本身那么简单，更涉及到我们文保原则的争论。

一般说到文保，我们能想到的就是修旧如旧，那么这个旧指的具体是什么时代，在操作中如何把握，是必须坚持完全榫卯，还是也可以为了保护文物而加上钉子，恢复文物面貌是要保留所有历史原样，还是突出其最具有历史价值的那个时代，不要小看这些问题，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达成共识。

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吧，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的历史一直被人所指摘，说他为了临摹他自己觉得最有价值的盛唐壁画，不惜把外层其他年代的壁画打掉，在当时就饱受指责，今人也感到惋惜，但也不乏给他辩解的声音。再举个例子，在修复为数不多的唐建南禅寺大殿时，落架大修选择了恢复其唐代原貌，而把明清所附加的结构去除，这件事也有争议，此后的文保大修时不再刻意恢复哪个年代，而是尽量不去破坏历史留存的全貌。

从陆上文物本身来说，饱遭风吹日晒的岁月摧残，历朝历代都有修缮，而这其中自然带入了不同的审美风格和特点，唐建的宝贵，不仅是日人原来说的中国没有唐建，而是保存到今天的很少，即使有，也难看出其原貌，亏得梁思成和清华大学营造学社的努力，今天才得以发现并保存三四处。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我们确实应该注意，在修复的时候不要随心所欲，也尽量不要造成大的差异变化。

上面这个逻辑还比较好理解，反例有很多，比如四川民间去重绘以前的佛像，用特别俗丽的颜色搞得不伦不类，还有陕北的黄陵县万安禅院的很多小佛像，头像丢失后民间给补塑上去，造成特别大的反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没有产生好的效果，而我们的古迹古物太多，全靠国家出面修补也不现实。

毛以前说过，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ZHENGZHI问题。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吴晗在63年发表《谈北京城》一文，为故宫改建造势：“现在保留下来的清朝的宫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来建筑，而且，也不完全是清朝原来的建筑。当然，作为一个古代建筑艺术品，应否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不过，要是像某些人所说，因为是古代建筑，就绝对不能改变，把事情绝对化了，那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吴晗的结论是：“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无论是城市建置，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变的。相反的结论是必须改变。我们必需有这样的历史认识，才不致于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陆定一的观点则不同，“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最后还是周保护了故宫，否则今天可能随着城墙也不复存在。

几个著名造城市长中唯一还没出事的只剩耿彦波，他重造大同城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我虽然在重建后没去过，但听各方评述基本以赞扬为主，但也不是完全没问题，比如债务问题，现在听说又有人在批评他按明清式样复建大同，丢掉了大同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依据，即北魏都城平城的风采。在这点上我个人觉得批评有点过苛了，毕竟平城是什么样的今天已经不知道了，而明清时的大同在古书里包括山西其他地方的壁画上还能看出一些端倪。

相比较其他地方成片而起、商业气息浓厚的古城古镇，以及那些审美严重成问题的仿古建筑，我觉得大同最起码尊重了历史，做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尝试，城市是现代生活的集中地，要完全恢复古貌肯定是不现实，但并不代表不能留住一些历史的痕迹，增加城市的厚重感和人文气息。耿在山西以做王家大院起家，到榆次老城，到大同古城，可以说很不容易。

耿从不讳言自己对文化古建的热衷，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传统文化不能光存在于典籍，还应该体现在文物上，保护文物是他的使命。但发展文化旅游更是他的诉求，19年初住建部和文物局联合发文批评大同古城或历史文化街区内大拆大建、拆真建假。专家也说他违背了修旧如旧的原则。

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比如曾说过“就是现在新修的城墙，几百年后也是文物”。替他维护的声音也有，说修旧如旧没有标准和实施细则，而以大同这样的条件，如果还不改变城市的整体面貌和营商环境，很难吸引外来投资。古城的保护和发展旅游之间，就像环境保护和发展旅游之间的平衡，一直也是热议的话题。这让我想到以保护敦煌为名卖出大量典籍的王道士和以修庙为名卖出精美壁画的广胜下寺僧人。

我不是给他们犯下的错误辩解，只是想说明，有的时候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时候要还是想做些事，免不了会碰到争议，当然，王道士造成的损害太大，广胜寺的僧人卷款还俗，拿他们来比耿彦波并不合适。看过纪录片《中国市长》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耿是个理想主义者，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四面碰壁才是生活的常态。

重修大同古城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实际操作上的难题，但没有人敢当面提出。在耿彦波的设想里，曾经想恢复古城外护城河“河中有水，水上行舟”的景象，修建一条渠，引来活水，最后引到当地的桑干河去。但这对于缺水的大同来讲，工程量是巨大的，在实际测量中才发现，古城的东南角比西北角高了20米，想要流动，就先得“填坑”，最后，这个设想不了了之。

扯远了，我想表达的是在文物保护中的一些实践，还需要技术、时间和经验的打磨，留下来的那些文化的遗迹能保留到今天，历史的沧桑和印记，如果能以某种形式继续传之后世，还是很有价值的，我个人觉得像敦煌修数码馆把壁画全做数字化处理然后在数码馆展示的方式就很好实现了文物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平衡，有条件应该推广。

至少现在大家一般都有了要保护的意识，虽然部分地区的文物盗掘依然比较严重。北大学考古的小姑娘也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和鼓励，这都是好的迹象。做这个工作，没有热情和耐性是完全没法想象的，也需要有基本的审美和历史常识，多多少少有些理想主义的情怀。我想到了晋见的小伙伴们，想到了保护法海寺的吴效鲁老人，临摹广胜寺的梅莹女士，和炳灵寺文管所第一任所长王万青，还有在运城永乐宫里默默临摹壁画的那些画师们，不像耿彦波，他们的名字和生平都不大被人所知，但他们都无愧于中华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