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55天《尽心上 凡四十六章》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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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译文参考
孟子说：“寻求，便会得到；放弃，便会失去。这种寻求有助于获得，它所寻求的对象（指仁义礼智）在我自身。寻求有一定的方式，得到与否却听从命运，这种寻求无助于获得，它所寻求的对象（指富贵）在我身外。”
核心内容解读
通过这短短数语，孟子不仅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求”，探讨了道德自主性与命运超越性，更有助于构建一套关于人类价值实现的完整哲学体系。
在道德人格的建构上，孟子强调了内在领域的绝对自主。所谓“求在我者”，指向的就是人内在的道德品质与精神境界。仁义礼智，这些儒家核心价值，在孟子看来并非外在于人的规范，而是根植于人心的“四端”，如同人有四肢般自然存在。对这种内在德性的追求，具有一种近乎数学的确定性——“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种确定性源于一个根本命题：道德实践的本质是意志的自我决定。
当一个人决心成为有德者，他即刻便站在了道德的起点上。这里的“得”并非指外在的荣誉或利益，而是指道德主体性的确立。孟子以“孺子入井”为例，指出任何人见到此景都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这证明仁德内在于每个人。追求仁德，不过是唤醒并扩充这本有的善端，如同培育已扎根的种子，其成长几乎是必然的。这种追求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求者手中，不受外在条件限制。在战乱频仍、命运无常的时代，孟子为士人开辟了一片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剥夺的精神领地。
与“在我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外者”——富贵、权位、名声等外在价值。对这些目标的追求，孟子设置了双重条件：“求之有道”与“得之有命”。前者是主观努力，后者是客观限制。一个人可以通过合乎道义的方式追求富贵，但最终能否获得，却取决于超越个人控制的命运因素。
这种区分具有深刻的现实智慧。它既不鼓励完全放弃对外在目标的追求，也不许诺这种追求必然成功。孔子“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已表明儒家对正当物质追求的认可。但孟子更清晰地指出，外在追求的成功与否含有命运的成分。这种命运不是神秘的天意，而是由复杂社会条件、机遇等构成的不可控因素。在这种认知下，人应当尽人事以“求之有道”，同时知天命而“得之有命”，保持心灵的平静与超脱。
孟子这一内外之辨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它标志着人类道德主体性的高度觉醒。在先秦的“天命靡常”的价值真空中，孟子没有向外寻找寄托，而是向内开掘价值的源泉。这种转向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哲学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相比，孟子的智慧尤为显著。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同样将事物分为“在我们权能之内”和“不在我们权能之内”的两类，主张对后者保持心灵的疏离。孟子与斯多葛学派的这种相似，揭示了人类轴心时代思想的某种共鸣——在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性时，转向内在精神世界的建构成为各大文明的共同选择。
然而孟子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并未因此走向禁欲主义或出世思想。他的“内求”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道德创造活动，是通过“尽心知性”以达到“知天”的路径。内在德性的充实，最终会显发为“睟面盎背”的精神气象，影响并转化外在世界。这种由内而外的价值实现路径，构成了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心理基础。
在高度物质化的当代社会，孟子的内外之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现代人往往将自我价值绑定于外在成就——财富、地位、名声，陷入了“求无益于得”的焦虑循环。孟子哲学提醒我们重新审视价值的坐标系：什么是我们真正能够掌控的？什么是即便努力也无法保证的？
这种智慧并非鼓励放弃对外在目标的追求，而是主张一种价值排序的智慧：将人格的完善置于首位，在追求外在目标时保持心灵的自主与自由。当我们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求则得之”的内在领域，培养仁爱之心、正义之感、智慧之思，我们反而能获得一种应对外在得失的从容态度。
孟子的深刻在于，他既不提供廉价的成功学保证，也不宣扬虚无的宿命论。他清晰地划定了人类自由的疆界与必然的界限：在道德领域，我们是绝对的主人；在事功领域，我们是有限的主人。这种划分使人在尊重客观限制的同时，不放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在不确定性成为时代特征的今天，孟子的智慧愈发闪耀着永恒的光芒。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控制所有结果，而在于在任何结果中都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与精神的独立。当我们深耕“在我者”的沃土，即使外在的收获因风雨而丰歉不定，内心的田园却总能绽放不败的道德之花。这或许就是孟子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在动荡世界中安顿心灵的永恒智慧。
背景知识介绍
爱比克泰德与斯多葛哲学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公元55-135年），古罗马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出生于古罗马东部弗里吉亚的一个奴隶家庭。童年时被卖到一位罗马大臣家为奴。这位大臣本来也是奴隶，但被以残暴著称的罗马皇帝尼禄重用，曾是尼禄的秘书。
在这位罗马大臣家里，爱比克泰德对斯多葛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师从斯多葛哲学家鲁佛斯，也得到了主人鼓励和支持。公元68年，尼禄覆灭后，爱比克泰德获得自由。爱比克泰德的名声越来越大，罗马皇帝图密善忌惮他的影响力，将他逐出罗马。此后，爱比克泰德移居希腊，继续教授斯多葛哲学，一直到80岁高龄去世。
爱比克泰德对斯多葛派学说有极其重要的发展和突破，是继苏格拉底后对西方伦理道德学说的发展作出最大贡献的哲学家，是集希腊哲学思想之大成者。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具体的生活伦理学的思考上，重视心性实践，主张遵从自然过一种自制的生活，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哲学与宗教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斯多葛哲学认为，世界理性，也可以说是神性，决定着事物的发展变化，它才是宇宙的主宰，每个人则是神的整体中的一分子。世界理性是美好的、有秩序的、完整的整体，所以，人应该顺应世界理性，而不是追求个人的欲求。
爱比克泰德，他身体孱弱，一条腿残疾，可能是小儿麻痹症，也可能是曾被主人虐待的，但他从不怨天尤人。他一生清贫，长期居住在一所小屋里，仅一张床、一张席、一盏灯，房门也从不上锁。
爱比克泰德对欧洲哲学有巨大影响力，著名的“哲学皇帝”马克·奥勒留自认为是他的门徒，奥勒留的名著《沉思录》也深受爱比克泰德的影响。
在《沉思录》中，奥勒留解释了“何为斯多葛主义者”： 他即使身在病中，身处险境，奄奄一息，流放异地，恶语缠身，却仍然感到幸福。他渴望与神同心，从不会怨天尤人，从不会感到失望，从不会反对神的意愿，从不会感到愤怒和嫉妒。
斯多葛主义者是怎样做到这些的呢？因为他们的理念。我们可以来看看爱比克泰德自己的论述：
要想获得幸福与自由，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一些事情我们自己能控制，另一些则不能。只有正视这个基本原则，并学会区分什么你能控制，什么你不能控制，才可能拥有内在的宁静与外在的效率。
伤害我们的并非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事情本身不会伤害或阻碍我们，他人也不会。真正使我们恐惧和惊慌的，并非外在事件本身，而是我们思考它的方式。使我们不安的并非事物，而是我们对其意义的诠释。
邻家的小孩打破了碗或者其他类似物品，我们会轻松地说:“这件事发生了。”当你的碗被打破时，你也要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反应，就像别人的碗被打破了一样。要把这种认识扩展到那些更令我们牵肠挂肚、后果更为重大的世俗之事上去。
要清晰地辨别你允许什么样的思想或观念进入你的脑海。
将人生视如赴宴，在其中你的举止应当优雅得体。
如果一个人只在力所能及的、不受阻碍的范围内寻找他的“好”，他的最高利益，他将获得自由、安宁、幸福、平安、高尚与虔诚，他会为万事万物的成就而感恩于神，不会对任何事情吹毛求疵。
爱比克泰德这段话表达得非常清晰：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选择你的行为，朝向你所认为的 “ 好 ” 的方向。例如哪怕是赴死，你能不能从容优雅一些？
很多情况下，人的肉身太难承受各种酷刑。不过，像爱比克泰德的确是有资格这样说的，出身奴隶、腿有残疾、屡被驱逐，还经历过尼禄的乱世，这种情形下，他做到了“只在力所能及的、不受阻碍的范围内寻找他的‘好’”。
美国基督教神学家尼布尔，曾在19世纪30年代写过一段《宁静祷文》（以下是维基百科收录的洪宋弦的译文）：神啊，请赐予我宁静，好让我能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请赐予我勇气，好让我能改变，我能去改变的事情；请赐予我睿智，好让我能区别，以上这两者的不同。
其实犹太教也有类似的说法。中国科大前任校长朱清时也非常喜欢这段话，曾经用来勉励学生：“有勇气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事；有度量去容忍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有智慧区别以上两类事。”
而据匹格里奇考证，这段话的意思，最早恰恰是起源于斯多葛派哲学。2000年以前，古罗马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说过一段这样的话。所以这个宁静祷文的本意，并不是出自基督教，而是出自哲学家。所谓“可以改变”，就是“斯多葛控制二分法” 中的“你能控制”。
今天你听这个“斯多葛控制二分法”，可能第一反应是这有点平淡无奇，这是不是鸡汤呢？我知道这个，又能怎样呢？
也许能很不一样。匹格里奇把“斯多葛控制二分法” 的效果称之为“爱比克泰德的许诺” —— 如果你真的能区分你能控制的事情和你不能控制的事情，并且将两者区别对待，那么你在心理上，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 在面对人生起伏的时候，你就能真正做到宠辱不惊。
参考资料
《万维钢 精英日课》，得到，2017年5月
《武志红的心理学课》，得到，2017年11月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