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村的学校还是真心不错的。
直到现在还是为当年的秦城学校自豪:新盖的青砖蓝瓦的学校四四方方，新“割”的两人一个的长桌凳，我们这些小屁孩是不懂像少年鲁迅那样刻个“早”字的，中间却永远有条用烧红的火勾子烙的又粗又深又黑的防止女生越界的分界线，有印象中和现在一模一样的林老师、李老师等几个我们村很好的语文数学甚至音乐美术老师。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大扫除、还有“五讲四美”等少先队活动、每天胸带红领巾一门心思学雷锋、还有学校放了好多我们自己的小人书的阅览室、还有时常骑着“洋车”来的公社的检查的、甚至村干部在学校与校长喝酒都是给学生们发奖学金和入团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新奇的，每一天都是在盼望中到来的。尤其盼望2000年，那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阅览室里的《小灵童漫游未来》说马铃薯能嫁接西红柿，还能吃上无籽西瓜的。
哎!现在才知道: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要创造的地方。
那时的男女生一到三年级开学就自动不说话了的。那时的老师不只是我们的，而是我们全村的，时常有要上梁或娶媳妇儿的村民腋下个夹张大红纸黝黑的脸上洋溢着喜悦自信满满地来让老师写对子，尊师是由衷的。那时是没有“体罚”一说的，有的老师给学生起“外号”现在看来是很粗俗的、打学生甚至是不讲方式方法的，但都是半点事儿都没有的。甚至到现在挨过打的、没挨过打的说起老师们都是感恩戴德的。那时我们都是弟兄好几个的，在校表现如何下校后是会互相告诉父母的。但挨了老师打的我们是万万不敢和家长诉说的，虽然有时候是怨枉的。因为大家明白，非但得不到同情，而且还可能又招来一顿“毒打”，所有的家长这时是不问青红皂白的。那时的家长几乎是不敢、不用到学校的。那时墙上是没有什么制度的，是非标准好象只装在全村孩大男小心中的。
一校生机，满村翠绿。
学习无论好坏，家庭无论贫富，我们感觉大家都是一样的，坐位儿按个子大小，劳动按成绩好赖，除了讨厌“告老师的"和能哭的，好像只是羡慕手脸干净长的好看学习不错的。还有如果成绩不好，你可以一直蹲班留级，想上几个几年级上几个几年级，直至你比同班同学大个五六岁家长或自己觉地不能留了再升级这都是正常的。
夏天耍水掏雀儿扭迷迷，冬天打仗踢毛儿叠元宝
大家整天、通年都是乐哈乐哈的。
记忆中每年秋收完，全校师生大伙儿都要到西树林拾柴去(顺带拔把‘狼牙针’)。冬天磊完泥炉子后就到了男生盼望的每天轮留着炉子的时候了(早晨四五点肯定从家中偷装些玉茭、黑豆，翻墙进入学校，扎着火，用倒垃圾措个闹的簸萁炒着吃，有时还烧山药，三义还烤油糕)，因为这样一冬天老爷们儿专管生火就不用再扫教室地了，那是女(生)人的事儿。春季厕所没消融前还打过厕所(一直觉得能以美术字体用红油漆在浓密垂柳下的厕所墙上不仅写了“男”“女”，而且还写了更大的“厕所”二字的彭校长相当了不起，大概由此我们村的小孩儿早早就把“茅厕(读si)”改口叫成“厕所”了)，捅起的脏物溅到了嘴里咂吧咂吧嘴，“呸呸”吐两口，当时没有跑肚到现在也都没留下个啥后遗症影响了健康的。初夏，栽完树、浇水，到树叶儿大了就排节目、过六一了，除穿了好几年的白网球儿鞋是买的外，白的确良衬衣井蓝裤子都是妈妈们白天出地晚上用缝纫机“杂”出来的，还有善斜尖儿红膘布做的红领巾，男生袜子好象是没有的。相声、二重唱、学霍元甲打武、甚至三句半各种节目都有。最盛大的一年全校师生坐着村里派的五十五拖拉机打着大洋鼓进城过起了六一，有的同学都参加了在县城体育场举行的全县学生运动会，只记的没有受过训练的春生同学凭着原生态一吼竞夺得了男子组跳高的名次(忘了第几，最低前三名)，为学校争了光(那时他还是满头浓发的)。我是和大勇、小奴儿二分钱看一本小人书、二分钱喝一瓶汽水儿，花了一毛钱看了不少书喝了不少水。
乡村是美丽的，教育是本真的。物质是匮乏的，内心是充裕的。
可惜，现在旧校荒芜。同学们也如从泥炉上簸萁里爆炒出的豆子，不论生熟地顷刻间便四散开来……村里只剩了父辈或连父辈都已随子在外了。
韶华易逝莫强留。我们学校我们村更多地成了大家植根内心的符号和残存脑中清晰而隐约的记忆。
奈何!回不去的故乡，割不断的乡愁。
真的!到现在都觉得我们那时的学校，那时的老师，那时的同学，那时的家长，那时的秦城村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