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初中和高中时，只要回到家，就常躲到楼上做作业或看书。有时累了困了，就会翻看樟木箱里摞放了很多年的英语书。书的封面都已泛黄，扉页有蓝墨水写的名字：肖菊兰。

长姐如母。在我们四姐弟中，大姐排行最大，比我年长十岁。父母对子女教育极为重视，只要孩子愿意读书，他们宁可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供到底。这一点，在当时的农村实属难得。比起周边那些早早让孩子辍学务农的家庭，我们家的孩子读书年限要长得多。

大哥十五岁才小学五年级毕业，实在不好意思再念下去了。二哥也是初中毕业后，又重新复读了一个初二、初三。仍没有考上，然后再去市内学习了一个修自行车的技术，八十年代末，那个时候很吃香。

大姐作为当时少有的高中毕业生，承载着全家最多的期望。可惜那时高中是二年制，到高二才突然开始教英语，一股脑发下来十多本英语教材。这对一个农村姑娘来说，简直像天书一般。

那摞崭新的英语书后来一直被姐姐锁在樟木箱里，成了她最珍贵的收藏。虽然她的英语成绩可能离及格线还有段距离，但那已经是全班第一了。我后来读初中高中时，常常翻到这些书，总能闻到樟木箱特有的香气，混合着纸张的霉味，像是封存了一段不甘心的青春。

说起姐姐读高中的事，我就想起自己六岁那年干的一件蠢事。那天上午（也可能是下午），我和二哥去水西中学给姐姐送菜——可能是榨菜，也可能是霉豆腐。上二楼时碰到一位老师，中山装口袋里别着钢笔。老师问我们给谁送菜，二哥还没开口，我就抢着说："给姐姐的。"老师又问："你姐姐叫什么名字？"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姐姐就叫姐姐啊！"二哥当场涨红了脸，老师笑得钢笔都从口袋里滑了出来。为这事，我整整一个月赌气不肯叫"姐姐"。

大姐高中毕业后，父母没让她下地干活，而是托舅舅在新余市的糖果厂给她找了份临时工。后来经堂姑介绍，姐姐嫁到了周家场。第一胎生了个女儿，这在重男轻女的农村，自然不讨公婆喜欢。

姐姐的婆婆是个厉害角色，人高马大，仗着家里儿子多，在村里横行霸道。姐姐虽然读书时也常出工赚工分，分田到户后也没少帮父母干农活，但终究不是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婆婆稍不如意就打骂姐姐，姐姐那娇小的身子骨，哪经得起这样的折磨？

说来惭愧，姐姐的苦难，或许有我的一份"罪"。从初中起我就寄住在她家，高中三年全靠她照料。尤其是我生病那几年，每天汗湿的衣裳堆得像小山，姐姐的手在冷水里泡得发白发皱。母亲时不时捎来猪肝、瘦肉，姐姐就守着柴火灶熬汤，有时还会加个自家的鸡蛋。我就像株病恹恹的豆苗，攀附在姐姐身上，吸吮着她本就不多的光热。那些年她手背上被婆婆用火钳烫出的疤痕，和我发烧时她连夜换下的湿衣裳，在记忆里发酵成同一种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