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091 年，宋哲宗元佑六年，辽道宗大安七年。
上一年，苏轼还在杭州的湖光山色里热火朝天地疏浚西湖，转眼一年过去，一道朝廷调令送到眼前 —— 他被升任吏部尚书，这可是妥妥的大宋 “人事部一把手”。五天之后，弟弟苏辙也迎来晋升，从御史中丞一跃成为副宰相。没过几天，苏轼的头衔又添了新花样，成了 “翰林学士承旨”，用现在的大白话讲，就是皇帝的 “首席秘书官”，专管起草诏令、辅佐朝政。
一时间，兄弟俩同时身居帝国权力核心，眼看就要成就一段 “兄弟同朝拜相” 的千古佳话。可苏轼兄弟俩心里却门儿清：人世间哪有这么圆满的好事？俩人身居高位，必然会成为朝野舆论的焦点，少不了被政敌抓着 “结党” 的由头攻击。于是苏轼一遍遍上书推辞，态度坚决得很。最终朝廷拗不过他，同意他外放担任地方官；苏辙则留在京城，在副宰相的位置上一直坐到哲宗亲政。这几年，算是二苏人生仕途的巅峰时刻，只是谁也没想到，巅峰之后，等待苏轼的竟是无穷无尽的贬谪、流放与迫害 —— 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文明之旅》这一期目光投向了另一部足以影响中国古代工程史千年的 “官方手册”——《营造法式》。经过多年编修，这部书在这一年正式定稿颁行。
说起这部书，就绕不开民国时期的建筑大师梁思成。他的父亲梁启超，更是对这部古籍推崇备至。据说当年梁启超特意把《营造法式》送给儿子，还在扉页上亲笔题字：“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 可梁思成翻开书一看，当场就懵了，只用两个字形容自己的感受 ——“天书”。书里的每个字都认得，可连起来的建筑术语、量化标准，大多看不懂。也正因这份 “看不懂”，梁思成几乎把余生都耗在了解读这部书上，甚至给儿子取名 “梁从诫”，取 “师从李诫” 之意 —— 而李诫，正是《营造法式》的编修者。
这部让梁思成痴迷一生的 “天书”。这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是古人关于怎么做一项工程、一座建筑的教科书吗？其实，并不是。
一、巅峰背后的基建乱象
1091 年，北宋正处在一场 “基建热潮” 里，可热闹的工程背后，早已是一滩藏着贪腐的烂泥。
北宋中期的建筑工程，向来是块 “肥差”，资金密集得吓人。有这么一笔账：早年间宋真宗修建玉清昭应宫，动用了近三万工匠，耗时七年，总耗资高达两亿贯铜钱。要知道，北宋中期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几千万贯，这一座宫殿，几乎花光了国家好几年的积蓄。可钱花出去了，工程质量却堪忧，更要命的是，这笔巨款里，不知道有多少悄无声息地流进了官员和工匠的腰包。
当时的工程管理，压根没有统一标准，全凭 “嘴说经验”。同样是一根承重柱，甲工匠说要十根优质木料，乙工匠可能报十五根；同样是砌一堵一丈高的墙，官员上报的工程量能比实际多一倍。说白了，就是 “没有规矩，全凭拿捏”，这就给贪腐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比如说：当时修建地方官署，官员会故意把地基挖得比实际需要深，把墙体厚度报得更厚，虚报的材料和工时费用，就被他们和工匠私分；而工匠为了多赚钱，会用劣质木材代替优质木，用泥沙混合少量水泥充数，导致很多建筑刚建好没多久就开裂，甚至坍塌。
这种混乱，不光浪费国家财政，还直接影响民生和国防。比如边境的防御工事，因为偷工减料变得不堪一击；各地的桥梁道路频繁损坏，影响通行和粮食运输。朝廷不是没意识到问题，也试过派专人监督，可效果甚微 —— 要么监督官员被收买，要么他们本身不懂工程技术，分不清哪些是真实需求、哪些是虚报的水分，根本查不出问题。
说白了，1091 年的北宋工程领域，核心问题不是 “没人管”，而是 “没法管”—— 没有统一的标准，就没有判断 “合理” 与 “不合理” 的依据，监督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而《营造法式》，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被北宋朝廷推到了台前。
二、材分制：中国古代版 “乐高积木” 的颠覆性智慧
《营造法式》最核心的创新，就是发明了 “材分制”—— 一套类似现代 “模数制” 的标准化体系。简单说，就是把所有建筑拆成一个个标准化的 “零件”，用一个统一的 “基准单位” 定义所有零件的尺寸，就像我们现在玩的乐高积木，不管是搭房子还是搭车子，都能用标准块拼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梁思成会把它称为 “天书”—— 不光术语专业，这套超前的标准化体系，在没有现代工业的 11 世纪，实在太颠覆认知了。
节目里把 “材分制” 解释得很通俗：“材” 就是这个核心基准单位，指的是建筑中用到的木材截面尺寸。《营造法式》把 “材” 分成了八个等级，根据建筑的规模和重要性选用不同等级的 “材”—— 比如皇宫、太庙用最高等级的 “材”，普通民房、小型寺庙用最低等级的。而梁、柱、斗拱、门窗这些所有建筑部件的尺寸，都不是随便定的，而是 “材” 的固定倍数。
比如一个斗拱的高度，可能是 2 个 “材” 的高度；一根柱子的直径，可能是 3 个 “材” 的宽度。这样一来，不管是哪个地方的工匠，不管在哪个工地，只要知道了建筑用的 “材” 的等级，就能精准算出所有部件的尺寸，做出的零件可以互相通用。就像乐高积木，不管你在汴京还是临安，买的同型号积木都能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不会出现 “这个块卡不进那个缝” 的情况。
这种 “乐高式” 的标准化协作，在当时简直是革命性的。之前修建一座宫殿，得召集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工匠，从设计到施工全靠口头传授和个人经验，稍微换一批工匠，就可能出岔子。而有了 “材分制”，哪怕是不同地域的工匠，只要照着标准来，就能协同工作：你在洛阳做斗拱，我在汴京做柱子，运到工地就能直接组装，不用再反复调整、返工。
明朝重建故宫时，用了不少从元故宫拆下来的旧建筑零件。按理说，不同朝代的建筑尺寸可能不一样，可因为 “材分制” 的标准化体系一直传承，这些几百年前的旧零件，居然能和新做的零件完美契合。整个故宫重建工程只用了三年就完成了 —— 要是没有标准化，单是零件适配这一项，就足以拖垮整个工程。
更厉害的是，《营造法式》的标准化，不光覆盖尺寸，还包括工艺、用料甚至工时。比如它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建筑的木材用量、砖瓦数量，连 “砌一堵一丈高的墙需要多少工匠干多少天” 都写得明明白白。这样一来，官员再想虚报工程量就难了 —— 朝廷只要对照《营造法式》，就能精准算出一个工程该花多少钱、用多少料、耗多少工时，贪腐的操作空间被大大压缩。
李诫编修这部书时，显然是动了真格的。他不仅总结了当时最先进的建筑技术，还亲自调研、测算，把模糊的 “经验” 变成了清晰的 “数据”。比如书中对 “榫卯结构” 的规定，精准到了每一个榫头的长度、每一个卯眼的深度，确保拼接后稳固耐用。这种把 “口头经验” 转化为 “书面标准” 的做法，让中国古代建筑技术摆脱了对个体工匠的依赖，得以系统传承。
三、从阿房宫到紫禁城
《营造法式》的价值，不光在于解决了北宋的工程问题，更在于它把 “标准化” 的思维，沉淀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文明基因，从宋一直传承到明清，影响了无数重大工程。这一点，和苏轼的诗文能穿越千年影响后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 都是把个体的智慧，变成了集体可传承的财富。
节目里对比了阿房宫和紫禁城，很有说服力：秦始皇修建阿房宫，动用了七十多万人，耗时多年，最终却没能完工，留下了 “蜀山兀，阿房出” 的叹息。为什么？除了劳民伤财、透支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标准化体系 —— 所有设计和施工都靠工匠的个人经验，协作效率极低，一旦遇到问题就容易停滞。而且工匠去世后，很多技术随之失传，后续施工根本没法衔接。
而明清修建紫禁城，虽然规模宏大、工艺复杂，却能高效推进，关键就在于继承了《营造法式》的标准化传统。从木材的选材、加工，到砖瓦的烧制、铺设，再到斗拱的组装、彩绘的绘制，都有明确的标准和规范。比如紫禁城的所有宫殿，都采用了 “材分制” 的衍生体系，柱子的高度、梁的跨度、斗拱的数量，都有严格的比例要求。
这样一来，不管是修建太和殿这样的核心建筑，还是修建后宫的厢房，都能按照统一标准推进，不同工地、不同工匠之间的协作毫无障碍。更重要的是，这些标准化规则被写成了官方手册，就算老工匠去世，新工匠只要照着手册学，就能掌握核心技术，让建筑智慧得以代代相传。
这种标准化的文明基因，还渗透到了中国古代的其他行业。比如宋代的陶瓷烧制，官窑就有严格的标准，从原料选取、釉料配比，到烧制温度、时间，都有明确规定，这才造就了宋瓷的精美细腻；再比如纺织业，宋代的官营纺织作坊，也有标准化的工艺流程，确保了纺织品的质量和产量。
这些例子都说明，标准化从来 不是某个行业的 “专属工具”，而是一种通用的 “文明智慧”。它能让复杂的事情变简单，让分散的力量变集中，让文明的成果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就像《营造法式》，虽然编修于 1091 年，可它的标准化思维，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工程管理 —— 现在建筑行业的 “模数制”“标准构件”，本质上就是对 “材分制” 的传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