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交流时，如果过度使用不确定、甚至有自贬意味的语句，不仅会削弱气势，还可能影响到你想达成的交流目标。商务交流培训师芭芭拉·帕克特（Barbara Pachter）在《 正面迎击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Confrontation）这本书里，介绍了自我贬损语言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
芭芭拉·帕克特介绍，“我想、我希望、或许、一点、小小的、可能”，这些都是自我贬损语言。如果你确实知道某件事时，千万别说：“我想……”，因为这种说法带有自我贬损意味与不确定性。比如，一位客户经理接受顾客反馈时说 “我想我会去做的”，这样不如“我今天就去做”那么礼貌而有力。
西方国家的人们常常会把“对不起”挂在嘴边。帕克特认为，除非你真心想向人道歉，或者是需要承担道歉的责任，否则不要随便说对不起。在做开场白时，不要用道歉或是优柔寡断的字句开始自己的表述，有礼貌并不代表要贬低自己的问题点或者要求。比如，当你第一句就说：“我痛恨要说出这件事，我真的很不想说这件事。”对方可能会想那你为什么要说。当你说出礼貌而有力的开场白时，记得不要在结尾使用“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呢”这种游移不定的语气，它会削弱句子的力量。
帕克特还建议人们，在做商务汇报时，不要重复“嗯、噢、这个、那个、好吗、之类的、可以吗”这样的虚词，这样会让听众分心。在沟通时，也可以多用“我”，而不是“你”。比如，“我不同意”要比“你错了”这种表述的效果好；“我没听懂”要比“你没有正确表达”好；“我不知道”要比“你没告诉我”好。
王功权把互联网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门户时期，就像漂浮在天上的云。第二个阶段，诞生了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一阵瓢泼大雨，把所有的传统产业打翻在地，彻底冲击了所有行业。现在到了互联网的第三个阶段，差不多两年前开始，就是瓢泼大雨之后，雨水全都渗到土地里，然后会催生传统经济和产业跟各个领域的结合。到这时候，很多互联网模式逐渐消失，也就是互联网的应用已经变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王功权看来，大规模、标准化、低成本是典型的工业化时代的特点，这个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如今是体验经济，它最大的特征是差异化。这个时代的规模，也不再是传统的垄断用户形成的规模，而是差异化前提之下的规模。
总之，王功权认为，在这个阶段，投资人如果还是非常浮躁地去寻求爆炸式增长的项目，非常不现实。而且，两年前投资人和创业者谈的那些概念，不仅过时，还会成为理解未来的障碍。
我们读历史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奇怪。有一些手里有兵有马的军阀，身边也有一些谋士，这些谋士往往会给主公出一些很靠谱的主意，但是这个主公就是一意孤行，不听从那些正确的策略。本来有夺取天下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才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我们就拿隋朝末年的几个人来举例子。
隋朝末年，隋炀帝滥用民力，穷兵黩武。第一个起兵叛乱的大臣是谁啊？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开国大将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当时杨玄感在黎阳一带督运粮草，他看到局势动荡，就率领当地的八千船民起兵造反。
杨玄感造反之后，他的好友、也是功臣之后的李密，前来投奔。他为杨玄感献上了战略史上，颇为著名的“上中下”三策。
上策，就是直接迎上去跟隋炀帝打。当时隋炀帝还在辽东前线，刚刚战败。李密觉得，打这种军心不稳的残兵败将，断其归路，最容易得手，而且没准就可以直接干掉隋炀帝。
中策，去打关中，也就是长安。道理也很简单，关中的战略位置特别好。
下策，才是就近攻打洛阳，占领河南。但是李密觉得，洛阳的防务很好，粮草又多，不容易打得下来，时间一长，就不好说了。
你看，说得多好。但是，就像历史上无数次重演的那样，杨玄感没有听李密的上策和中策，而是采取下策去攻打洛阳，最后果然就被剿灭了。
那是杨玄感愚蠢吗？细想一下，不一定。
刚才我们说到，杨玄感起兵是在河南的黎阳，手底下的八千船民，都是当地人。他们跟着造反，只是为了讨口饭吃，在那个时代，他们怎么可能愿意背井离乡，远征它方呢？他们也不是正规军，战斗力肯定很弱。带着这只队伍，甭管是北上还是西进关中，谁能保证路上不被各地官军阻击？一场败仗，军心可能就垮了，也可能还没走出河南，就被剿灭了。
所以杨玄感只能这样，就近攻打一个目标，比如洛阳。万一打下来了，一方面士气大振，可以拥有更大的号召力。另一方面，洛阳周围有兴洛仓、回洛仓、黎阳仓几个大粮仓，手里有了粮草，可以吸引更多难民来投奔，这样就能用“滚雪球”的方式迅速壮大。
换了你我，在当时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战略高明与否，可以理论推导。但是每个人带兵的人，都受制于他面临的实际情况，不是所有的高明战略都可以实施的。
其实紧接着，出主意的李密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杨玄感兵败之后，李密加入了瓦岗军，也就是评书中说的瓦岗寨。当时也有人建议他西入关中、占领长安，这回轮到李密来尝尝这个两难的滋味了。
李密说，“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为上策。” 你说得很对，我也这么想，这是上策。但是话锋一转，李密又说，“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我带领的部下，都是山东人啊（当时的山东是指河南、山东一带），我连洛阳都没能打下来，他们哪里肯跟我一起西入长安呢？
你看，李密的顾虑和杨玄感是一样的。主将受制于部下，战略受制于现实，想法再高明也没有用。最后李密也和杨玄感一样，兵败在洛阳城下。
不光是杨玄感和李密，因为士兵故土难离，造成局势突变的例子还有很多，最典型的就是隋炀帝本人。
隋炀帝把天下搞乱之后，就跑到江都，也就是扬州去醉生梦死，躲起来了。他身边的禁军官兵大多是关中人，在扬州待久了，就是想回老家，就和隋炀帝爆发了尖锐矛盾。
最后，这些人在宇文化及的带领下，发动政变，杀死隋炀帝，然后全军北返。你看，连皇帝的权威都没有办法扼制部下这种故土难离的思乡情绪，更何况其他人？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是几百年后的李自成。
明朝末年，也是天下大乱。李自成在1643年打下襄阳之后，朝廷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还手之力了。当时，李自成手下的牛金星就给他说了一个最佳选择，直接从襄阳往北进攻北京。
但是李自成没有听，他要回关中。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关中，已经不是隋唐时候的关中了。环境破坏严重，人口稀少，而且刚刚遭了旱灾，要不李自成为啥要起义呢？这个时候的关中，已经没有那么重要的战略价值，更不是可以当都城的地方。
那李自成为啥要回关中呢？还是那个原因——李自成自己老家是关中，他手下的人，尤其是高级将领，基本也都是关中人。仗打胜了，人心就思归了。
李自成回到关中之后，就开始称帝、封官，准备就在西安待下去了。即使是后来打下北京，李自成好像也没想在北京长待。把明朝的官员吊起来打，名义是追赃，实际就是要钱。然后把在北京搜刮的金银财宝，大车小车地运回关中。当时吴三桂和清兵就要联手了，大敌当前，李自成不是整军备战，而是忙着往老家运钱，这肯定不是要在北京长待下去。
也许，这是李自成自己的想法，也许，这也是李自成被部下裹挟的不得已。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问，那怎么解释那些能够带领部队远走他乡的领导呢？比如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他们就是从山西太原起兵，然后进入陕西，占领长安，最后夺得天下。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李渊起事的三万人马，是防备突厥的精锐正规军，组织性、纪律性和普通的流民肯定不一样，好带得多。
第二，李渊李世民父子，是北周的“八柱国”之后，也就是所谓的关陇集团中人。他们起家的地方就是关中、长安，在关中地区有深厚的人脉关系。所以，回长安，对他们来说就是回老家。
所以你看，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总觉得人可以选择战略。但是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往往是反过来的，是战略在选择合适的执行人。
这就要说到一个词——领导力。
因为互联网带来的企业组织变革，原来的很多管理学理论往往都不再适用。但是“领导力”这个学科，现在反而是越来越热，为啥？
就是因为商业环境，进入了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一个企业组织，它的资金、规模、资源、战略，哪一样都不是必胜的保证。这个时候，团队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一个看起来靠谱的目标，领导人如果没有强悍的领导力，不能带领团队齐心协力往前走，一样没戏。反过来，一个看起来不靠谱的目标，领导力过硬的团队，没准也能打出一片天地，异军突起。
这一代创业者，和中国古代的那些将领，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最终的结局，不取决于你明智不明智，有没有高明的战略。而是你能不能说服你的手下人，摆脱原来惰性和感情，相信你的判断和选择，跟着你往黑洞洞的陌生地带一起进发。
关于领导力这个词，我见过最好的定义就是——
领导力，是引领众人去一个未知地方的能力。这个地方也许是心灵深处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