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睹；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以日星为纪，故业可别；以月为量，故功有艺；鬼神以为徒，故事有守；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四灵以为畜，则饮食可用。
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而鱼鲔不谂；麟以为畜，而兽不狘；龟以为畜，而人情不失。先王秉蓍龟，列祭祀，瘗，缯，宣祝嘏，设制度，故国有礼，官有御，事有职，礼有序。
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故飨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庙，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傧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养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蓍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是以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郊社宗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
【翻译】
圣人制定法则，必定以天地为根本，以阴阳为动静的开端，以四季为运转的权柄，以日月星辰为纪时的标度，以月相变化为劳作节律的度量，以鬼神为教化的助力，以五行流转为事物的本质，以礼义为推行教化的工具，以人情为需要耕植的田地，以四灵为驯养化用的祥瑞。
以天地为根本，万物才得以兴发；以阴阳为开端，人情才得以显明；以四季为权柄，事务才得以推动；以日月星辰为纪度，事业才得以区分；以月相为度量，功绩才得有准则；以鬼神为助力，行事才得有遵循；以五行为本质，制度才得以循环延续；以礼义为工具，行为才得有考据；以人情为田地，人心才得有归依；以四灵为畜养，饮食资源才得丰足可用。
什么叫做四灵？麒麟、凤凰、灵龟、神龙，就是四灵。所以，蓄养神龙，水中鱼鳖就不会惊散乱游；蓄养麒麟，野兽就不会惊骇奔逃；蓄养灵龟，人情就不会失信失常。先王持守蓍草灵龟，安排祭祀仪式，埋帛祭地，悬挂缯帛以告上天，宣读祝祷之辞，设立制度规范，因而国家有礼制，百官有职守，事务有分责，礼仪有次序。
先王忧虑礼制不能传行于天下，所以在郊外祭祀天帝，用以确立上天的至尊地位；在国都祭祀社神，用以陈列大地的育物之功；在祖庙举行禘祭，用以追溯仁爱的本源；祭祀山川，用以礼敬各方鬼神；祭祀门户、井灶等“五祀”，用以感恩生活的根本。所以，宗祝在庙堂司仪，三公在朝堂议政，三老在学宫传道，君王奉养三老于学宫——前有巫官禳灾，后有史官记事，卜筮之官、乐师与劝谏之臣皆在左右，君王只需持守心中无为之道，便可守住天下至正之理。因此，礼施行于郊祭，则百神各享其祀、各司其职；礼施行于社祭，则百物资源可尽其所用；礼施行于祖庙，则孝慈之道深入人心；礼施行于五祀，则生活法则得以端正。所以说，郊祭、社祭、宗庙之祭、山川之祭与五祀，正是道义的体现和礼制的归宿。
在许多人眼中，“礼”是一套刻板的教条、一堆繁琐的仪式、一层束缚人性的枷锁。然而，“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提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景象：礼，绝非书斋中臆想的僵硬规条，而是源于宇宙宏大韵律的生命法则；它的传递与实践，更非简单的照本宣科，而是一场充满智慧弹性的、在具体情境中不断调适的创造性活动。这正是儒家“知行合一”精神在礼制文明中最深刻、最生动的体现——知，是对天地法则与人性本质的洞察；行，是将此洞察在变动不居的人间世予以恰到好处的落实。礼，正是在这知行互渗、天人交融的动态过程中，获得了它永恒的生命力。
礼的崇高与神圣，首先源于其根基的深邃。《礼运》开宗明义，揭示圣人制礼是“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这绝非文学性的比喻，而是儒家宇宙观的核心表述。在儒家看来，人类的社会秩序并非与自然秩序割裂，恰恰相反，理想的人间秩序，应是宇宙自然秩序的精妙摹写与人文升华。
“天地”赋予礼以存在的根本与效法的终极范型，其生生之德与高下有序的结构，是仁爱精神与差等秩序的自然依据。“阴阳”的消长互动，揭示了万事万物对立统一、动态平衡的法则，礼制中张弛有度、文武相济的原则即源于此。“四时”的更替有序，启示了社会活动应有节律、生养休息须合时序，古代农业社会的祭祀、征伐、刑赏皆依时而动，正是“以四时为柄”。“日星”的运行不忒，则象征着礼所追求的恒常准则与光明正大。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并非创造礼，而是如同伟大的翻译家与作曲家，将天地间无声的、宏伟的“道”与“理”，转译、谱写为人类社会可闻可见、可遵可循的礼乐篇章。因此，礼的本质是“天文”的“人文”化，其权威性内嵌于宇宙的合法性之中。这决定了礼的首要特性是顺应性，而非强制性；是发现性，而非发明性。对礼的“知”，首先是对天地大化流行之规律的认知与敬畏。
然而，从“天道”到“人道”，从自然律则到社会规范，并非自动完成。这其间需要圣人的伟大中介作用。圣人是“知”的至高体现者，他们“聪作谋，睿作圣”，以其超凡的洞察力，观象制器，察伦明物，将散见于天地万物之中的“理”整合、概括起来。
《礼运》言“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生动勾勒了圣人的工作。他们以“五行”相生相克的系统性质料，构建社会运作与历史循环的模型；将源于天道的正义原则提炼为具体的“礼义”规范，作为塑造社会的工具；深刻体察“人情”的普遍需求与情感取向，视之如需要悉心耕作的田地，使礼根植于人性土壤而非悬于空中；更通过“四灵”等象征符号，将自然力量纳入意义体系，达成文化与自然的和谐。
圣人的角色，并非凭空立法者，而是卓越的观察者、系统的整合者与人文的铸造者。他们将混沌的自然启示，凝练为有序的文化体系；将潜在的天道，彰显为现实的文明。但这套由圣人“制作”的礼乐典章，其目的不是为了确立一套万古不变、放之四海皆准的机械图谱，而是为了提供一套源于根本法则、因而具有内在合理性与适应性的行动框架与意义系统。圣人之“知”，是洞察根源与原理的“大知”，而其实践指向，已然隐含其中。
先王深知，将圣人之“礼”传递于天下、施行于百姓，最大的危险在于僵化与教条化，即“照本宣科”。文本的礼是固定的，而面对的现实——不同的时代、地域、事件、人物——却是流动不居、千差万别的。因此，礼的真正生命，在于“行”，在于在实际运用中贯穿其精神而非拘泥其形迹。这正是“知行合一”的所在：不是用固定的“知”去剪裁复杂的“行”，而是在具体的“行”中，去灵活运用、甚至创造性发展那个“知”。
《礼运》描述先王为推行礼制，设立了郊天、祭社、禘祖、旅山川、祭五祀等一整套丰富而有序的祭祀系统。这本身就是一种因应不同对象而设计的差异化实践。更重要的是，文中描绘了一幅理想的政治运作图景：“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蓍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君王并非事必躬亲、机械地执行每一条礼文，而是让通晓天神之礼的宗祝、精通人事之政的三公、通达人生智慧的三老、沟通人神的巫史、预卜吉凶的卜筮、劝诫辅弼的瞽侑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君王只需持守一颗“无为”而“至正”之心，即把握住礼的根本精神——中正与和谐，便能自然使整个系统良好运转。这便是最高境界的“行”：不是机械地“做”，而是创造一种让礼的精神能自然生发的秩序与环境。
孔子是这种实践智慧的最高典范。他一方面“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周礼极度尊崇；另一方面，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又极富弹性。“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他看重的是礼背后的真实情感。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他珍视的是礼的象征意义和精神传承，哪怕仪式已不完整。他教导弟子“入太庙，每事问”，体现的是在具体情境中对礼的审慎实践态度。至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则是在特殊伦理情境下，对“直”的重新诠释，展现了原则在人情面前的深刻调适。孟子更明确提出“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强调在坚守常“礼”的同时，必须懂得“权变”，这才是真正的通达。这种根据具体情境权衡轻重、灵活实践的能力，儒家称之为“时中”——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做恰当的事。礼的条文是“知”，而“时中”的把握，则是更高层次的、融合了情境判断的“行”。唯有如此，礼才能避免沦为“吃人的礼教”，而成为滋养生命、和谐社会的活水。
因此，儒家的“礼”，呈现为一个从天道到人文，再从文本到实践的、双向贯通的动态过程。它起源于对宇宙自然法则的深刻洞察，经圣人的整合而具化为文明典章，最终在先王与君子的“时中”实践中，完成其教化人群、安定社会的使命。这个过程完美地诠释了“知行合一”：制礼是“知”的结晶，行礼是“行”的艺术；而对礼的精神的“真知”，必然要求并体现在因地制宜、通权达变的“实行”之中。僵化的条文不是礼，那是礼的躯壳；唯有在具体生命与具体情境中，被智慧地、充满人性地实践出来的，才是礼的灵魂。
今天，当我们反思传统文化，探讨“礼”的现代意义时，不应再去背诵那些早已过时的仪节条文，而应深刻领会其背后的精神：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对系统和谐的追求，对人性情感的体贴，以及在坚守根本原则下的实践智慧与创新弹性。这或许才是“礼”的精神遗产，在当今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能给予我们的最珍贵的启示：真正的文明，不在于拥有一套完美的蓝图，而在于培养一种能在复杂现实中，智慧地、仁爱地、创造性地践行善道的生命能力。这，正是“知行合一”的礼之精义，跨越千年，依然闪烁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