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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神来的时候，我正站在斑马线前，十字路口像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横着的那条亘在我面前，车流在其中从左往右汹汹而过，河对岸是一盏红色的灯，这个东西叫信号灯，是个刚问世没两年的新东西。现在信号灯呈红色，红灯意味着我得停下脚步站在原地等着。
在车流的方向上不存在信号灯这种东西，在我们这里信号灯是给行人准备的，因为车一旦启动就没法停下来，让车停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就从保护行人生命安全的立场出发，给他们设置了这样一个灯，在车流比较大的时候就亮起红灯，示意行人停下脚步不要妨碍车道，等到某个时刻车流自然而然地变小了点，就亮起绿灯，示意行人此时可以穿过车道。有了信号灯，就可以大幅减少路上出现的死亡人数，前两年这个数值实在太大了，事故造成的车损也太严重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推出了这个东西，而且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也参与了信号灯项目：我在一个雷达所工作，参与了信号灯中雷达装置的设计，该装置让信号灯可以探测到周围的车流量，由此做出决策。
此时是刚刚入夜的时候，我周围站着五六个人。现在路口的人还不多是因为每天下午太阳落山前总会有一段车流变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信号灯会亮起绿灯，路口积压的一大群人也就在那时清空了，现在是重新开始积攒人群的时候。根据我们日常总结的规律，晚高峰得在八九点才能过去，所以我大概还得等两个小时，但不要紧，所有的人都在站着等。
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差不多快七点的时候，路灯亮了，在高处发出暖黄色的光，照亮了这边，我看到现在周围已经攒起不小的一群人了，大概二十个？或者三十个？但是我没有看我身后有多少人，大家都低着头站在这里等，如果公然左顾右盼不仅会让我感到尴尬，还会让我看上去很可疑。路边的居民楼并没有亮灯，我从来没看到那些窗口里渗出过光，我猜想也有可能是因为里面的人用厚厚的遮光布把窗口钉死了，或者里面也可能根本没住人，因为信号灯离这儿不远，如果这些楼里都住满人的话，信号灯的雷达总会以为这附近有很多人，但这么想也不对，因为信号灯做出决策是根据附近的车流量而非人流量，换句话说人多人少并不影响它的功能，所以这个解释就不成立……
就在这个时候，我闻到了周围人群中有轻轻的骚动，回过头去，我看到安德鲁从人群中大步走出来。
安德鲁是谁？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我看到那个中等个头的男人，穿着一身黑色的运动服，黑色的鞋子，只在鞋子最底部的地方有一圈白色的装饰线，没戴帽子，头发短，但比寸头那种还是长一些，整体看上去，身形精干动作迅速，正是在看到他的这一瞬间，我莫名其妙地在心中认定他就是安德鲁。
打眼看去，安德鲁身形精干动作迅速，我感受到他在举手投足之间渗出一种富有侵略性的气息，我看到他毫不顾忌地推开众人走出来，如同拨开碍事的稻草，稻草僵硬地站着，又僵硬地倒下，他在稻草的包围之中闯出了一条路。
安德鲁走到了路边，再往前迈一步就会踏入危险的车流之中，远处的红灯好像更亮了，我周围有二三十个人，全都低着头站着等，没人注意到安德鲁，我想，安德鲁不会再往前走了，但是安德鲁是谁呢？我又想到这个问题，我莫名其妙地感到，如果是安德鲁的话，一定会不一样的——这时男人朝路的那边冲了出去，动作迅猛如同短跑运动员的蹬地启动。
中学的时候，Andrew是我们班上最能跑的人，而我是最不会运动的那一类人。在运动会的时候，我会竭尽全力逃避所有的运动项目和搬水搬凳子之类的体力劳动，我听说做摄影师可以获得不参与项目的特权，于是每到那时候就在脖子上挂一个相机装模作样地来回溜溜达达，走腻了就找个有树荫的地方背靠大树躺下小憩。有时候有人用质疑的眼神看我，好像对我的懒惰行为表示不满，我会转过身面对对方，让他看到我胸前挂着的相机和志愿者证，大部分人看到这也就自讨没趣地走开了，但如果对方还在盯着我，我就会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时候举起镜头对准他，这招百试百灵，突如其来的镜头像枪口一样，会让他们惊慌失措，丑的人害怕地跑开，漂亮一些的则是害羞地跑开。到有人去比赛的时候，我就站到终点线后面，拍些冲线瞬间的照片，这是我唯一辛苦点的活儿，因为终点线那块总是很热。
Andrew穿着无袖运动背心和短裤，都是白色的，上身外面还套了件号码服，号码服在胸口的位置印着数字18，如果他没有早入学或者晚入学的话，那一年，他应该正好是十八岁——和当时的我一样，但是我没有问过他是不是按着正常的年龄入学的，而且就算是正常入学，如果后面中途休学一段时间也会让他的年龄错开，这些事我都没问过，我们关系不差，但也不是很熟络。Andrew正迎面跑来，他的胳膊摆得很快，身上宽大的衣服在风中晃动，我看到他的脸，Andrew的表情是放松的，有些人一跑起来就会面目狰狞，但Andrew倒没有，即使飞跑起来，他的脸也是英俊的，他离终点线还有五十米左右的时候，我举起相机等着，稍远点靠近看台的地方很吵闹，但我周围相对来说比较安静，我周围站着五六个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不喜欢参加运动项目的懒汉，懒汉自然也不喜欢吵闹，大喊大叫是很费体力的一件事。
隔着镜头，我看到Andrew的身影一点点变大，他是跑道上的第一名，马上Andrew要冲线了，Andrew率先冲线而过，终点处绷直的银白色撞线随之松弛下来，在我按下快门的前一刻，Andrew突然跌出镜头之外，他如同稻草人般直挺挺地俯身摔倒在地，撞线仍然像宽皮带一样紧紧缠在他腰上，我看到银白色的绸缎上用黑笔写着：Andrew于18岁死于突发心脏病。
回过神来，那个叫做安德鲁的男人已经跑到了半途，这时他突然被撞倒在地了，再没有站起来。撞死他的车是什么样的我没看清，因为它开足了马力，毫不停顿地离开了，它应该有什么要紧的事，不然的话大概总得停下来处理一下车损的。
路上的车很多——现在是晚高峰时间——我有时候能看到趴在马路中间的安德鲁，有时候被车流挡住了就看不到了，路口应该有五六十人了，和刚才相比现在稍微有点挤，大家都在低着头等信号灯变绿，没有人注意到死在路中间的安德鲁。
一会儿一辆车从他腿上碾过去，一会儿又一辆车从他胳膊上碾过去，一会儿又一辆车从他腰上碾过去，很快，安德鲁就变成了破碎的一滩，一截腿断掉了不知道被撞到什么地方了，一只胳膊远远地飞到了身躯的前方，变成了薄薄的一条肉泥，好在腰以上的躯干主体还相对完整，正趴在一摊肮脏的黑血之中。这时候我突然想到：Andrew从雷达所离开后，也许是殉情而死了。
Andrew是我大学时的朋友，后来我们一起进了雷达所。他虽然性格内向，却在极端男多女少的理工学校里交到了个女朋友，这让我们很羡慕。关于他的女朋友，我见过她两面，如果不算最后一面的话就是只见过一次。
当时是跨年时的一次小聚会，总共大概五六个人，Andrew把她带来了。她长得很漂亮，那天她牵着Andrew的手坐在他身边静静地听我们说话，但是因为有她这样一位漂亮的陌生姑娘在，我们都害羞得不太敢说话，于是她总得找合适的时机说上两句话，好让我们这群理工科的木头继续聊下去，所以在我看来她虽然安静但并不笨拙，也算不上内向，她很会笑，每次她笑起来我总觉得她是发自内心地在感到快乐，这种富有魅力的笑容是我没在周围其他女孩脸上看到过的，所以我常感到她在气质上好像并不属于这里。
有天Andrew的女朋友从楼上跳了下来，摔到地上之后，她就一直凌乱地趴在一摊肮脏的黑血里不动弹，与聚会那天的举止得体大不相同。穿着制服的警察在周围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我看到Andrew朝警戒线冲了过去，好像正在冲刺的短跑运动员那样，我突然想举起相机，但是我发现相机不在手边。在Andrew即将冲线的时候，穿着制服的警察围住Andrew拉住了他，他奋力挣扎了会儿，最后还是被三个身心魁梧的警察死死地压在了地上，即使被制服了，我仍能听到Andrew的大喊大叫，在警戒线另一边，她凌乱地趴在一滩肮脏的黑血里不动弹，那时是冬天，她没穿大衣，不知道会不会冷。
因为这件事，Andrew获得了毕业之后保送到雷达所的机会，而我是经过层层筛选才进去的，我们去了不同的项目组，听说他后来被分配去研究心灵雷达了，这是个高度机密的项目，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也因为他做的项目高度机密，我们也就不经常见面了。最后一次见面时是在一个普通的餐馆吃饭，我们可能聊了些什么，我忘记具体聊什么东西了，但也都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在此之后我再也没见过Andrew，听说他带上许多机密的科研文件消失了，雷达所都在议论他去了哪里。
有人说他叛逃到了国外，这不可能，我想到那个在警戒线前被三个警察死死压住的Andrew，我没出过国，但是我想国境线一定更难穿越，警戒线都没法穿越的话那无论如何也是没法穿越国境线的……我现在觉得，他一定是忘不掉死去的女友，找了个地方殉情而死了。
“但我可是身穿制服的特殊人群。”Andrew冷冰冰的话语从身后传来——来不及回头，后颈处一股肃杀的寒气逼来，我僵在原地。那是一段轻小而细窄的兵刃，刀刚出鞘不久，出鞘时如轻快口哨一般的声音还在夜里回荡。一名身着黑衣的暗卫从黑夜里闪身挡到我身前——这是王宫派来守卫宵禁秩序的暗卫——我看到他官服左侧胸口的位置绣着他的职阶和代号：安德鲁——安寓意安邦定国，德意味着德厚流光，鲁是说这人来自鲁昂地区。
“——现在是宵禁时间！”
安德鲁把窄刀架在我脖子上，把我逼到狭窄巷子的死角，盘问我宵禁时段出门做什么，前段时间王国中颁布了宵禁的法令，所有在夜里胆敢上街的人，都当街交付暗卫处理——他们在夜里做好工作，以便建设更美好的白天。
我说我的孩子突发阑尾炎，我正背着他要去医生那里，我害怕地发抖，一手紧紧捏着写有医生地址的羊皮纸，一手指指我的背上，我用床单撕成的宽布条，把小孩绑在我身上，他正在和剧痛做着斗争，有气无力地喘息着。
安德鲁绕到我背后检查片刻，我不敢回头，我看不到安德鲁在做什么。我听到他突然挥刀劈下，锋利刀刃劈开空气的呼啸声猛然爆开，那一瞬间我以为我死了，吓得一哆嗦——羊皮纸从手上掉了下来——回过神，我发现自己其实毫发无损，而羊皮纸已经飘远了。
“快滚回家去吧，已经没事了。”
然后我在黑夜的街道上跑起来……背后孩子的哭闹声果真消失了。
安德鲁抱着濒死的孩子，在夜幕下跑起来，街面上已经暗得看不太清了，只能看到些楼影，那些昏暗的建筑形同一栋栋伪装起来的哨所。安德鲁脚步敏捷，丝毫不因环境黑暗而放慢脚步。他跑到了国境线边，在即将冲出去的前一刻，守卫边境的警察们逮到了他，安德鲁凭借那柄秀气的刀抵挡了一会儿，后来刀卷刃了，安德鲁就败下阵来，最后，以“偷渡”的罪名，他被砍下了脑袋。
羊皮纸飘到了雷达所的上空，随风飘下来，和羊皮纸一同落下的还有一个白色的、印了心形火漆的信封和一捧扎得紧紧的玫瑰花，它们落到Andrew的面前，Andrew一伸手，把羊皮纸捏在手里读起来，那是女友写给他的情书，Andrew抬起头，看到她在理工大学的窗口探出头冲他挥手：
“Andrew！Andrew！我爱你…Andrew！”
后来他之所以从雷达所离开，是因为决定去她老家生活，他们结了婚，过起了与科研无关的平淡日子。在告别的聚会上，我举起相机，隔着镜头我发现自己正置身中学运动会的现场，Andrew刚从地上起来，回到镜头中，很配合地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撞线贴在他的腰上，如同授予胜利者的金腰带，银白色的绸缎上，用黑色的醒目字体写着：献给第一名。Andrew轻快地朝前跑开，我也不自觉地学着他的样子跑了起来——
我匆匆跑过街巷，跑过走廊——我快要迟到了——这一节语文课，这节课正在讲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那好像是作者一次演讲时的演讲稿，给我们上课的这位老师以此为灵感，搞起了情境课堂。他穿上一身中华民国时期的老古董装束，还贴上假胡子，装成鲁迅的样子站在阶梯教室前给我们演讲起来：
“那么娜拉走后怎样了呢？娜拉最终获得她想要的幸福了吗？”
离得近的前排学生先被他逗笑了——鲁迅先生本身是不可笑的，但是由另一个人来模仿的时候，就变得可笑起来——过了会儿，我们这位风趣的老师自己也笑起来，然后是稍远一些的，坐在阶梯教室中间部分的学生，接下来是最后排的学生……我们全笑起来，我打开书包，里面放着一颗古代暗卫的头颅，我把他放到桌子上，他也笑起来，阶梯教室里的所有人——大概有两百人，我感觉甚至不止，在我的印象中，阶梯教室里充斥着两千乃至两万人的快乐。两千个人，乃至两万个人快乐地宣布着娜拉的不幸，我们——也包括那颗放在桌子上的头颅——无数次快乐地齐声高喊：
“没有！没有！娜拉没有得到想要的幸福！娜拉！娜拉！娜拉……”
渐渐地，喊声弱下去，变模糊，我听到呐喊声变成了：
“安德鲁！安德鲁！安德鲁……”
这时绿灯亮起，我身边已经围了小一百号人了，现在是晚上九点，晚高峰已经过去了，车流变小了，我们开始朝着马路对面走过去，我想到脑海中突然冒出的那个名字：
“安德鲁！安德鲁！安德鲁……”
我笑起来。
安德鲁是谁呢？这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宽阔马路的半途，我周围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全都沉默地往前走着，脚底黏黏糊糊的，但是不用低头我也可以确信地面是干净的，黏黏糊糊的大概是某种特意刷上去用来保护路面的油之类的东西，远处信号灯的绿光闪烁——那是有我一份努力在其中的光，汽车贴着脚尖飞驰而过，掠起的风撩动睫毛，我相信道路会永远干净整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