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这人，说起来很有意思。他什么都会，却又似乎什么都不够——不够他父亲那般雄才大略，不够他弟弟那般惊世绝艳。他甚至可算得上一个“全才”：五岁学箭，八岁精于骑射，十岁乱军中独自逃出生天；长大后能左右开弓，还善击剑，曾以甘蔗为兵，数败将军邓展。文章也写得好，《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专篇之始，《燕歌行》是最早的七言诗。这样的人，放在今日，大概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什么都拿得出手。
可曹操偏偏不太喜欢他。
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弟弟曹植太天才，衬得他平凡。但我倒觉得，不全如此。
曹操自己也不是什么急才型人物。他的诗文，武艺未必比儿子高多少，——但他有一种东西，是曹丕没有的。那东西叫“雄心里面的一把火”，或者说，是一种乱世中非有不可的狠劲与野心。
曹丕的诗文，美则美矣，却太婉约、太细腻，老在小情小调里打转。譬如他那封《与吴质书》，写什么“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活脱脱一个讲究生活品位的文人雅士，暑天吃瓜都要吃出仪式感。这没什么不好，只是不像一个要在乱世里统一天下的人该说的话。
他不只文章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喜欢收藏宝剑、沉迷弹棋游戏，讲求格调，品味高雅——像个富贵闲人，不像乱世英主。
他是和平爱好者。孙权忽悠他，他信；蜀将孟达来降，他高兴得拉人同乘一车，几乎称兄道弟。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那几道关于水果和蜀帛的诏书：
“南方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葡萄、石蜜乎？”
“真定郡梨，大若拳，甘若蜜，脆若菱。”
“蜀薄（帛）来至洛邑，皆下恶，是有虚名。”
翻译一下，就是说：东吴蜀汉那些地方没什么好东西，荔枝不如葡萄，蜀帛品质很差，我们这儿枣和梨倒不错——大家别老想着去打他们了。
这哪是皇帝诏书？这简直是美食博主的带货文案。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过，政体的稳定与否，不仅取决于制度，也取决于统治者的性格与德行是否与时代相符。曹操之所以犹豫是否传位给曹丕，或许正是看出：他这个儿子，性情太“太平”，担不起“乱世”。
曹丕的理想是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理想听起来很美，但在那个时代，近乎幻想。他一次次错过战机，一次次被孙权敷衍，直到最后才勉强出兵，“雷声大，雨点小”。
他不坏，甚至可算个好人。他要是生在太平年代，或许能做个守成之主，搞搞文化、讲讲生活美学。但不幸的是，他接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强敌环伺的天下。
曹操看得清楚。所以他才在曹冲死后，一再犹豫要不要传位于丕。他不是怀疑儿子的能力，是怀疑他的气象。
曹丕不缺才艺，缺的是一股“狠劲”。缺的是曹操那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决绝，是刘备那种“折而不挠”的韧劲，是孙权那种“色厉胆韧”的权谋。曹丕生在一个需要野蛮的时代。他的种种“不搭调”，其实是一种超前的文明病。他想用文明的方式解决野蛮的问题，结果自然是处处碰壁。
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明末的崇祯皇帝也是个勤政的文明人，却无法挽救一个即将倾覆的王朝；宋徽宗艺术造诣极高，却做不好一个乱世之君。
他只当了短短七年的皇帝，曹丕是在四十岁那年病死的。死前，他下令薄葬，一切从简。这倒很符合他一贯的作风——文明，克制，不失风度。就连死，他都死得这么体面。在这七年里，他努力想做一个文明君主，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仍然野蛮的世界。
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不仅要看他的能力，还要看他的性格与时代是否合拍。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无论是对古代的皇帝，还是对现代的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