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师傅姓啥，我忘记了。也许，在一中的三年，我从来也没有打听过他姓什么。在那样一个好奇多动的年龄，注意力停留在一件事情上，是件困难的事。但是，时间越是久远，胖师傅在脑子里出现的时候越多，形象越来越清晰，那胖胖的圆脸，那笑成月牙儿的双眼，恍惚是慈眉善目的爷爷。
我是1982年进入一中的住宿生。
1982年，生活条件还很艰苦。粮食是定量供应的，女生每人每月28斤，男生是31斤，其中细粮也就是白面占百分之三十，粗粮也就是玉米面占百分之七十。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馒头或一个窝头是二两。对于现在的孩子，一顿一个馒头也许足够，但是，在营养缺乏的八十年代，一个女生的饭量也是每顿四两起步。
住宿生，和走读生不一样。我们来自相对封闭的郊区和山区，基本是跟一个大院的孩子从小玩到大。来到市里，还是稍稍不适应的。那时候，一中还是一个简朴而安静的花园，有着起脊的带外廊的平房作教室和图书馆，有高大的杨树遮阴蔽日，有曲折的小路蜿蜒在花园，有自成小院儿的宿舍，现在想起来，好美啊，但是当时这一切，带给我的全是陌生，对着花园孤单，看着流云伤感。
是简单的饭菜和胖师傅的笑脸，给了我温暖的安慰。在我手忙脚乱地第一次自己买饭，认不清饭票和菜票的时候，抬眼看到了笑眯眯的胖师傅，他不说话，也不催，就那么笑眯眯地看着我，于是我想到我的爷爷或者姥爷，虽然我没见过他俩，但我相信，他们就是这样的。
其实，胖师傅有没有到爷爷的年龄，我现在是怀疑的。小孩子看大人，会把大人的年龄放大。就像我儿子，有一天带着一脸不可思议地反问我，你阿姨？你阿姨？那意思是，你都这么老了，你还有阿姨？其实我们还不老哈，半百而已。所以，我愿意把胖师傅当时的年龄在印象的基础上减去十岁，中年大伯吧。好吧，我还是愿意叫他胖师傅。
胖师傅于我也没有什么感天动地的事，他甚至不可能多给哪个学生半勺菜。我也不记得他跟我们说过什么多余的话，就是那张咪咪笑的脸，不知给过我多少安慰。记得有几天胖师傅不在，我们就议论胖师傅去哪了，议论着议论着，就又见到他了。
胖师傅的家，可能不在市里。他住在食堂东边一个很小很黑的屋子里，小屋挺凌乱的，但是有一台小电视，黑白的。有时候，我们会趁老师不注意逃开晚自习，去胖师傅的小屋看电视，看霍元甲，血疑，射雕什么的。我们很随便地进出小屋，胖师傅应该知道我们逃自习，但是我不记得他教训过我们。小电视没有天线，画面扭摆着，雪花嘶啦着，我们看得很快乐。
有一回义务劳动几天，我们小组的分工是帮厨。帮了什么厨我忘记了，就记得互相掩护着，从食堂顺走了不少鸡蛋，我伸手拿的时候，心虚地感觉到胖师傅的眼光，稍稍地不安。但是，那天中午，我们用饭盒把鸡蛋蒸熟分而食之的时候，鸡蛋的香味儿和淘气的快感将不安一扫而光。
食堂的包子，对了，全校人都喜欢的食堂的包子，那是我们的最爱。每到星期三，准吃。到了那天，不住校的同学也会跟我们抢食儿。所以，那一天上午的第四节课，我们非常不愿意老师再多讲一道题，早早收拾好书本，下课铃一响，拔腿就朝食堂跑。二两一个的大包子，薄皮儿大馅儿，香死啦。某女同学，你一顿吃过七个，你还记得吗？
高一那年，入学不久，我们到农场劳动了一周，当然，那是我们最累最美的记忆，校庆期间一定会有无数人想起。虽然离开学校一周，但是，我觉得走了很久，走的时候，天气很热，回来，就入秋了。当晚，饭点儿见到了胖师傅，心里莫名地踏实下来，回家了。
现在，我们也到了胖师傅当年的年纪。我特别想说一句，胖师傅，您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