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监管需动态调整，筑牢安全底线释放创新活力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其应用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治理挑战。从仿冒名人声音带货，到冒用明星形象互动，再到伪造突发事件图片传播谣言，利用AI技术生成的逼真内容正频繁出现在各类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已达2.49亿，AI生成内容的跨平台、跨境传播特性，加之其易被篡改、溯源困难的特点，使得相关风险迅速蔓延，对个人权益和网络秩序构成威胁。
面对这些新问题，静态、滞后的监管规则难免力有不逮。技术的快速迭代与规则固有的滞后性之间存在时间差，这就要求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必须因时而变、动态调整，避免“刻舟求剑”。
法治是应对挑战的坚实基础。我国已构建起包括《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在内的法律法规体系，为AI监管提供了基本框架。特别是近期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通过要求对生成内容添加显性与隐性标识，既提示用户，又为溯源追责提供了技术支撑，显著提升了治理能力。
司法实践则在细化规则、填补漏洞方面发挥着能动作用。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对利用AI技术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规制，明确了行为边界，有效引导“智能向善”。
平衡发展与安全是关键。过度监管可能抑制创新活力，而放任自流则会导致乱象丛生。北京探索建立的“监管沙盒”机制提供了有益借鉴，通过弱版权保护、风险补偿等柔性治理措施，在可控环境下为创新尝试留出空间，降低了数据合规成本，助力产业应用落地，尝试破解“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的治理绝非简单“管住”，而是要为其健康发展提供适宜的“制度土壤”。唯有持续完善规则体系，强化伦理约束，提升治理效能，方能在筑牢安全底线的同时，充分释放技术创新活力，最终让人工智能更好地赋能千行百业，造福亿万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