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读了下顾诚先生的《南明史》，感触良多，便写了个简单的人物谱来讲一讲弘光朝廷的诸人。
凡是看过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的读者可能都会有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作者写到崇祯帝自尽之后就不再写下去了。
其实答案很简单——南明，是一个窝囊到了极点的朝廷。
很多明粉经常喊一句话，那就是“明朝三百年，不和亲，不纳贡，不称臣，不割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没哪个朝代有这种魄力。”对他们而言，这样的宣言自然要比“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霸气许多。
但他们，却一个个或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了崇祯死后的弘光朝廷。
这个朝廷，有天险为屏，摆脱了崇祯年间两线作战的窘境，山东、河南等地的权力真空等待他们来填补，但大臣们拱手相让给了清廷；
这个朝廷，坐拥江南富庶之地，兵多粮足，论经济实力还要高大顺、清廷一筹，但朝内诸公却一个个文臣爱财、武将惜命，对内横征暴敛，对外摇尾乞怜；
这个朝廷，一会儿“众正盈朝”，一会儿又“奸孽当道”，但永远不变的是怯懦腐败和混乱，他们恨农民军甚于满清，爱权位又甚于爱国，建朝之初，便派使者北上祈求划江而治，登基之始，就要大肆选秀充实后宫。
弘光帝：以流离的藩王身份登基，迷恋皇位不思进取，沉迷酒色安于享乐。依赖从龙之臣，下放权力给马士英，甘当政治傀儡。
史可法：毫无主见鼠目寸光的政治侏儒。身为群臣领袖，册立新君上犹豫不决导致无功可受的武将凭“定策”得以封伯登候进而压制文臣，抱着借虏平寇的幻想姑息养奸养肥了清廷最终引火烧身。两大昏招成为南明朝廷覆灭的根本原因，可笑的是，因为廉洁谨慎、誓死不降却被后代的文人洗成了一代名臣。
马士英：贪恋权位，懦弱怯战，与史可法同为鼠目寸光之徒。曾希望与东林一党冰释前嫌和衷共济，最后也敢于抗清，小节大亏，大节小在。
阮大铖：投机作了一次死触了东林党人的霉头被打压的臭不可闻，又有恩于马士英得以一时风头无俩，才华横溢却恶名昭彰。
黄宗羲：东林余孽，门户之见甚重。为维护自己的党派不惜玩弄笔墨造谣污蔑他人，洗地功力一流，所创浙东史派流毒百年。
东林—复社党人：囿于门户党派之见，以风节自持，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酿成大祸。其兴风作浪之举又直接导致弘光朝廷只顾内部争权毫无北上进取之意。
四镇武将：乃败军之将却居定策之功，志骄气盈挟兵自重，怯于公战而勇于私斗。为保住自己的权力不愿意北上，清军来临之际又为了得享富贵卖国求荣。一个个都是跋扈自雄鱼肉百姓的无耻军阀。
左良玉：依附东林拥兵割据，心中既无朝廷又无百姓，起兵叛乱加速瓦解了弘光朝廷。
钱谦益：东林钜子清流领袖，贪恋高位，前倨后恭，在国家危难之时苟且偷生，做了清廷的走狗。晚年却又屡冒杀身之祸多次参与反清复明的活动。
潞王：胆小怕事，梦想能苟且偷安。为投降清廷不惜在守城之时投掷酒食以饷满兵，毫无民族气节可言。
陈洪范：暗中降清，充当内奸。表面上大书特书自己的忠贞不二，背地里又劝人及早投降。
这样的朝廷，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来评价是最合适不过了。
顾诚先生说的没错，当最合正统的潞王也投降的时候，整个民族的反清运动就失去了核心。
那些不愿被剃发易服的士民揭竿为旗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想：“我们为谁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