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最基层的乡镇教师,但在我的教学生涯中,也有一些让我得意的学生,他们犹如天上的星星,照亮我的整个天空,让我能够坚守下来,也陪我度过最难熬的职业倦怠期。他们学习好,人品好,带着乡土的纯朴与坚韧绽放他们的光彩,他们带着满满的尊敬,仰望着我,让我感觉到一个人工作的价值,看到自己的优点,放大自己的能力,感受为人师的自豪。尤其是当一个家庭中父母大字不识,而孩子却非常优秀时,他们把这功劳都说成是:老师教的好,那种时候内心真会认为自己真的很好。但也有一些时候,有一些孩子会慢慢教导我们,要谦卑,要敬畏,有时也会留下无可弥补的遗憾。
2006年,我的第一届学生是从别的老师那里接手的班,四年级上课的第一天,班里有个孩子就把破旧的凳子弄得咯吱乱响。我认真的为他找来新凳子换好,叮嘱他好好学习认真听讲,那时的他是多么诚恳的点点头,但没几天,不但凳子咯吱乱响,桌子也开始咯吱乱响。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全班同学都换了新的单桌椅,而只有他还坐着旧桌椅了。他总是在大家安静听课时轰然发出声响,有时甚至让桌椅和地板发出让人牙齿都颤抖的声音。不得不见见他的母亲,不等我开口,孩子妈妈果断地说:“老师,这个孩子有多动症,您讲您的课,别管他!”我一边表示同情,一边无奈的点头。送走家长,上网一查,他的很多行为动作果然都很符合多动症的特点,从此也就不再对他提保持安静的要求了。而他呢也很默契的继续我行我素。有时他躺在桌子下面的横木上,猛一抬头惊觉是上课,翻起身来会突然撞到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而这时他也会摸着大脑袋憨憨地笑一笑;有时他也会听我讲故事入了迷,支着下巴,看向我;但有时他又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完全忘记了课堂上的一切规则,毫无征兆的哈哈大笑。有一次,他突然大声惊叫,吓我一大跳,原来他全神贯注地看地上的蝎子,忍不住用手拨弄了一下,被狠狠的教训了一顿。我也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了蝎子,他告诉我蝎子动的时候是不蛰人的,但它停下来时就会蛰人,我无法验证它这个结论是否科学,但他趴在地上的样子,多么像法布尔呀。因为有“多动症”傍身,他的学习成绩自然是不怎么样了,但他也算是躲过了一个年轻老师许多苛责与束缚。在陪伴了他们三年后,我调离了原来的学校。在后来一次培训中,意外的和他相遇了。原来他已经在母校当体育老师了。一米八的个头,眉眼间依稀有小时的模样,依然是憨憨的模样,见了我俯身问好,彬彬有礼,我惊喜极了。原来他初中毕业就上了体校,后来又报考了特岗,成了体育老师,还兼代着学校的生物课。看他谈吐自如,培训笔记也写得很工整,身上完全看不到任何“多动症”的迹象。但我相信这让他躲过了许多不感兴趣的时光。从他身上我想到了人一生的发展,若只盯住上学时那几年的表现,而不关注今后的生命轨迹,那我们的工作多少也是无趣的吧,更别说惊喜了。幸好那时我没有追问她的母亲:有没有医院的诊断,有没有吃药抑制啊?那是真是太年轻,还想不了这么多,但,想不了那么多也挺好 。
当然,如果教育的路上都是惊喜,都是意想不到的成果,那么教育未免也太阳光太明亮。
2012年,我又带一届毕业班,有一个女生在初三第一学期毫无征兆的就要辍学了,想起“十•一”放假前班里组织综合性学习戏曲单元,她还在讲台上即羞涩又自信地展示了一段戏曲诗文的朗诵,让我特别的欣赏,我实在也想不到她有什么理由不来学校,唯一的问题就是她的父母吧,早婚的母亲多子贫穷,打工让他们无暇顾及孩子。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想好好不供孩子上学吧。好不容易见了这女孩,我们几个女老师自然是热情的询问、开导,把她耳朵上的小耳钉亲自摘下来,苦口婆心地说:你的资质将来会带上比这更值钱的大耳钉,会过更好的生活。我们甚至承诺,只要她努力学习,我们几个老师愿意为她掏生活费,直到她考上大学,得到国家助学金。她秀气的脸颊上几只小小的雀斑,眼泪也曾滚落下来,我以为这一次她一定会努力学习,而只要她肯,她考个内高班也是可以的,我们为我们能通过说,打动一个女孩子的心而高兴。但十月刚结束,十一月她就彻底不来了,再三联系父母,说他去打工了,而且拒绝联系老师,我们热切的想要“解救”她,就去了乡政府,希望政府能够干预,一个月后,我们迎来的消息是,她结婚了,彩礼已经收过,她也已经怀孕一个多月,她转告我们,一切都是她愿意的,自己的选择的道路,就是跪着也会走完的,让我们不必担心。政府的办公人员说她已经十七岁了,户口也不在这边,他们也已经尽力了。想到那个坐在课堂上的乖巧灵秀的女孩儿,在这一刻,似乎变了一个人,她让我觉得学校这座象牙塔保护了的,只是老师自己,社会无处不在的改变着每一个人,除了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我们无法说服她做任何的选择,我们只是感动着我们自己。2017年驻村,我又一次见到了她,抱着一个孩子,原来比我的二宝还要大许多,她依然纤瘦清秀,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岁月不曾将她揉碎踩扁,当然也未曾给她更多的恩赐。她叫了一声老师,依然是羞怯清脆的声音,而我却回答不出一个字,不是觉得无能为力的羞愧,而是一种深深的遗憾。有时书上的道理太多,我们全信,但生活不全信,生活在其中的我眼中的孩子们也不全信。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那个被我叫做“黑牡丹”的女孩了,2011年去乌市上技术学校,2012年辍学回家,父母都喜欢打麻将,她独自一人去医院堕胎,连子宫也切除了,她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敢问,只记得那年我还当他们老师时,带他们去沙山公园,她乌黑发亮的眼睛望向远方,我也不敢想当她放弃了读书,生活会再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有时一只母鸡张开膀子也能护住她的孩子不被雨淋,不被鹰啄,可惜我们居然也生不出那样一双膀子!
也许总体来说,在教学的路上,我没有犯什么大错,也平顺,但细细算算多少人生的悲欢故事,就在我们身后扮演,我们也只是充当一个看客。讲多少生理知识可以让所有的女孩儿一生平安,长大成人?做多少次主题教育,可以让所有人避开人生的陷阱,一路走在康庄大道上,阳光灿烂?备课备多少社会经验可以让孩子们长一双识别真善美的眼睛?每当学生要毕业时,我会万分忧虑,我们该做的太多能做的却太少;每次接新班,我也会担忧,我们能做的太少需要做的却太多。不知时间还能不能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