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周易》义理学这一重大学术派系中，有一个独具风格的流别：以南宋的李光、杨万里为代表的“援史证易”派。其主要特点，是引据历代史事以推证《周易》的哲理，并从中阐发出具有现实鉴戒意义的象征内涵。
李光，越州上虞（今属浙江）人，字泰发。少年时知礼老成，不喜嬉戏，其父曾以“云间鹤”称之。北宋崇宁五年（1106）进士。师事刘安世。除太常博士，迁司封。尝论士大夫佞谀成风，言辞切至，被权臣王黼所嫉恶，贬阳朔县。入南宋，于高宗时累迁至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向朝廷所论谏的均是复国统一的根本大计。因忤逆秦桧被罢官。卒后谥为庄简。易学著述有《读易详说》，是以史证《易》的第一部专著。
杨万里（1127—1206），南宋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字廷秀，号诚斋。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绍兴年间进士。曾官奉新知县、常州知县、广东提点刑狱、左司郎中等，累至秘书监。力主抗金，曾上《千虑策》，反对投降观点。易学著述有《诚斋易传》，与李光的《读易详说》同为以史证《易》的重要著作。
以史事参证易理的治《易》方法，并非始于宋代，更不是李光、杨万里所独创。《易传》（《十翼》）中对六十四卦义旨的阐说，汉魏以来郑玄、虞翻、干宝的易论，均含有不少借史解《易》的例证。但如此大量地引据历代史实，以历史人物的得失成败或历史事件的正反面教训来参证《周易》六十四卦经传的内涵旨趣，并形成了一个在易学史上具有显著特色的流派，则是在南宋李光、杨万里的易学著述行世之后才宣告诞生的。
李光、杨万里“援史证易”的最主要特点，约可析为三方面：其一，称引史事，参论易理；其二，泛抒史论，阐发易理；其三，影射现实，衍申易理。这三方面的特点，又共同体现了一种史学理论与哲学思想相兼容的宏大气度，以及历史观点与现实思考相贯串的卓越胆识——这无疑是儒者治学的难能可贵的品格。
总之，李光、杨万里以其特的思维方式，凭着他们对易理内蕴的深入领悟，对历史故实的精辟见解，对社会现状的切身感受，把论《易》的重心安置在《周易》哲理与历史经验教训的沟通这一基本点上，显然是治《易》方法上的一大创获、一大突破，终于在中国易学史上形成独具风格的流派并产生了颇为显著的影响。
以至元、明、清诸朝易家中，不少人延续或发扬了这种援史论《易》、借《易》抒志的学术风气。而清初王夫之的《周易外传》，则是发挥这一学风的代表作，其中旁征博引历代史事以与六十四卦之旨参互印证，随处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思想倾向，较之李光、杨万里的著作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对于南宋“援史证易”派的产生及其在易学史上的影响，也是今天的易学研究领域值得探讨的有意义的项目之一。
以上我们大体分析了宋代易学的三个重要流派：河洛图说派、专阐儒理派、援史证易派的基本特色，并对各流派的要旨作了简略评述。当然，我们并非认为宋易的所有内容尽赅于此，事实上，宋代易学的风貌可以说是异彩纷呈，众多易家在《周易》研究的舞台上展示了各具特色哲理水准——像欧阳修、李觏、司马光、苏轼、杨简等大家，均有显著的学术创获。但就其大体而言，似可从这三大流派中窥见时代学术的基本精神。
同时，在分析与评述这三大流派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专阐儒理”派是宋易义理学的主干，“河洛图说”派和“援史证易”派则是两大分枝。这“主干”与“分枝”的代表人物及其著述在解说易理的角度方面虽各呈风姿，但其根柢却是深植于对《周易》哲学富有创造性的理性思考，汲取并融汇了对大自然、人类社会的各种认识、思考的养分，从而浇培成根深、干强、枝繁、叶茂的《周易》义理学的“参天大树”。
这是宋代易家代代继承、不懈努力的结果，是中国易学史上，也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体现着特定时代思想的整体贡献，因而也吸引着包括今天的学者在内的后人孜孜以求的对这种理性思考的研索与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