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寒岁月里，那支钢笔的影子总在记忆里亮着。
儿子从外地出差回来，递过一个礼盒，打开看是支质量上乘的钢笔。笔身锃亮，握着沉甸甸的，可如今大家都用水笔，再好的钢笔也多半束之高阁。指尖划过笔帽时，忽然就想起了1973年，我拥有第一支钢笔的那个下午。
刚上小学时开始总用铅笔，握笔的手晃悠悠的，写错了就用橡皮蹭，纸面常留下灰蒙蒙的印子。直到三年级那天，卞老师站在讲台前说“该用钢笔了”，教室里瞬间炸开细碎的兴奋——想象着像大人那样坐直身子，偏着头，让蓝黑色的字迹在本子上慢慢爬，那简直是顶酷的事。
那时买东西不易。我们河下石工头往西，只有出租小人书的店铺和一家供销社，卖些油盐酱醋，买文具得去城里。老师说她统一去城里买，我们便天天盼着，像盼过年。
钢笔终于到了手里时，我盯着那抹绿色看了又看——后来才知道那叫“豆绿”，可当时只觉得，这颜色妙极了，减一分便寡淡得像褪色的旧布，增一分又艳俗得晃眼，偏偏就这么恰到好处，妥帖地落在笔身上。6毛3分钱，在那时不是小数目，却买下了我好些日子的雀跃。
教室里像开了锅。有人急着拧开笔帽、笔管，捏着软管在清水里一吸一吐地洗；有人已经吸满了蓝墨水，举着笔管对着太阳照，看那抹蓝在光里流动；还有人手忙脚乱洒了墨，指尖、鼻尖都沾了蓝墨水，惹得全班笑成一团。
我总把笔轻轻放在铅笔盒里，写作业时慢慢旋开，写完一管水就仔细用清水洗一遍——大人们说这样能多用几年。笔尖划过纸面，留下清清爽爽的蓝黑字迹，心里像揣了颗糖，甜得很。
后来见同学陈红菊的本子上，字迹蓝得透亮，像浸了露水的天空，才知道她用的是纯蓝墨水。我软磨硬泡让母亲换了墨水，从此便认准了那抹纯蓝，直到后来老师要求统一用蓝黑，才不情不愿地改过来。
变故是在一个课间。几个男生追着跑，不知谁撞了我的课桌，钢笔“啪”地掉在地上。还没等我弯腰去捡，支养能一脚踩了上去。笔帽裂开，笔尖也弯了。我捡起笔时，眼泪忍不住掉下来——那抹豆绿沾上了灰，像受了委屈的孩子。
卞老师知道后，让支养能赔我一支。没过几天，晚上有人敲门，是卞老师。她跟我奶奶说了来龙去脉，从布包里拿出一支黑钢笔——奶奶连连摆手说“不用赔”，卞老师却坚持把笔留下，说“孩子的心思得顾着”。我捏着那支黑钢笔，见它又粗又大，笔身磨得发亮，显然是用过的，笔尖粗笨得很，一看就写不出秀气的字。我只觉心里堵得慌，唉，想要同我那玲珑的豆绿色的钢笔一样哪里有可能！后来才慢慢懂，那年月谁家都紧巴，能拿出一支笔来赔，已是不易。
再后来，家里又给我买了支紫红色的钢笔。有一次校门口来了个刻字的手艺人，我攥着攒了好久的零花钱凑过去，让他在笔身上刻我的名字，只见他的小刻刀灵巧地在笔杆上刻画着，飞舞着，等到刻完抹上金粉一看，名字的笔画里闪着光，让人惊喜的是还有一凤凰图案，凤凰的尾羽像要扇动似的。那支笔陪我走过了好多日子，直到笔杆磨出了包浆。
如今儿子送的钢笔还在礼盒里躺着。有时整理旧物，会翻出那支刻着凤凰的紫红色钢笔，笔尖早就钝了，却总忍不住摩挲一会儿。儿时的事大多模糊了，可握笔时的心跳、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还有那抹恰到好处的豆绿，总在某个瞬间清晰得像昨天。原来有些东西看似被时代抛在身后，却早就在岁月里，刻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