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住着一个从波兰来的姑娘。她说，在波兰经常杀人，犹太人被杀得一个不留，只是在华沙、罗兹和拉多姆的几个隔离区里还有一些犹太人。我把这一切好好想了想，完全明白了：把我们集中在这里，不是为了像保护比亚沃维扎密林区的欧洲野牛一样把我们保护起来，而是为了便于宰杀。根据计划，再过一两个星期就轮到我们了。可是，你要知道，我虽然知道是这样，还是继续为病人看眼睛，并且说：“如果按时用药水洗眼睛，过两三个星期就会好的。”我还在观察一个老头子的眼睛，过半年到一年就可以为他摘除白内障了。
我还在教尤拉法语，为他的发音不准伤脑筋。
在这里，德国兵常常撞进来抢东西，哨兵为了寻开心，常常在铁丝网外面开枪向孩子们射击，越来越多的人断言，我们的厄运随时会到来。
谁知，至今人们还活着。甚至不久前我们这儿还举行过婚礼。听到几十种传闻。有时，来一位邻居，高兴得喘着粗气说，我军转入反攻啦，德国佬跑啦。有时会飞来消息，说苏联政府和丘吉尔向希特勒提出了最后通牒，希特勒下令不要杀犹太人。有时又有消息说，要用犹太人交换德国战俘。
实在说，哪儿也没有像隔离区里这样多的期望。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事情的主旨、起因总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解救犹太人。多么富有想象力的期望呀！
这些期望的来源都是一个，即求生的本能，这种本能不顾一切地否认那些一定要我们死绝的可怕的兆头。就像我，望着眼前的一切，就不相信：难道我们都是判了死刑在等死的人吗？理发匠、鞋匠、医生、修炉匠，都在干活儿嘛。甚至还开设了小小的产科医院，说确切一点儿，是接生小屋。人们还在洗衣服，晾衣服，做饭，孩子们从九月六日起又上学了，做妈妈的又像老师打听孩子的分数了。
施皮尔贝格老头儿把几本书送去装订。施佩林家的阿莉娅每天早晨做早操，临睡前都要卷头发，跟爸爸争吵，向爸爸要两块夏装衣料。
我从早到晚都很忙，又看病，又教课，缝补衣服，洗衣服准备过冬，往夹大衣里填棉花絮。我听着一件件犹太人遭殃的事：我熟识的一位法律顾问的妻子，因为给孩子买了一个鸭蛋，被打得失去知觉；药剂师西罗达的小孩想从铁丝网下面钻出去，捡滚出去的皮球，哨兵开枪打穿了他的肩膀。然后是一个又一个的传闻。
终于传闻不再是传闻了。今天德国人赶着八十名年轻男子去干活儿，据说是挖土豆。于是有些人非常高兴，以为可以带几个土豆给家里人吃了。但我知道挖的是什么样的土豆。维佳，隔离区的夜晚是很特别的时间。孩子，你该记得，我常常教你对我说实话，儿子总是应该对妈妈说实话的。但是，妈妈也应该对儿子说实话。维佳，别以为你妈妈是刚强的人。我是软弱的人。我怕疼，一坐到牙科的椅子上就打哆嗦。小时候怕打雷，怕黑。老来我怕生病，怕孤独，怕我病了不能工作，成为你的负担，是你让我有这种感觉。我怕打仗。维佳，现在每天夜里我都很害怕，怕得心里直发冷。死神在等待着我。我很想向你呼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