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尘间红叶
小学四年的时光，我是在自己村里的民办学校度过的。教室是以前生产队的旧仓库，只有一个班，一个老师。
老师姓李，是个年过四十的中年男人。他个子不高，脸庞黑黑的，总有些络腮胡子，穿一件蓝色的中山装，骑一辆大金鹿车子，车把上晃晃悠悠挂着一个黑色旧手提包。
他一个人担当着语文，数学和美术的教程，没有办公室。不讲课时，他就坐在讲桌旁，批改作业。调皮的男生，会趁他外出时，翻开他的备课本，看里面夹杂着的书信。
那是一封封盖着部队番号的信件，听隔壁老奶奶说，他以前当过兵，退伍后才做了老师。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家人，独自住在附近的村子里。
有时候，他要借老奶奶的包袱皮，包我们的作业和试卷，去乡中心小学开会。回来后，也坐在老奶奶家的门槛上，和她聊上几句。他的战友经常写信，想帮他在县里或者别的地方找一份挣钱多的工作。
他每月的工资大概只有几十块，因为不是有编制的老师，工资由乡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发放。常常拖欠，有时两三个月，甚至半年。他的日子过的潦草，马马虎虎。
老奶奶也劝他，该找个女人成家，帮他种田，照料生活。他苦笑着，不说话。像他这样，整天顾揽着学生，种不好田，没有人愿意跟他过苦日子。
三年了，他从没有缺过我们一节课，虽然没有人监督也没有人打钟，他总是早来晚归，尽职尽责。人们说，李老师不容易啊，他的田地里的草比庄稼还高。
那时候，我们没有寒暑假，只有农忙时，放几天麦收秋收假。而他也只有趁早晨或午休时，去照看他的庄稼。好在，一个人的温饱够了。
读四年级时，他结婚了。邻村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嫁给了他。他不再把长裤裁成短裤穿，衣服整洁了，胡子也刮干净了。
虽然还是骑着那辆破自行车，但似乎更忙了。有时会带着一裤脚泥，急匆匆赶来上课。课间休息十分钟，他竟然趴在讲台上睡着了。
劳动课，他带着我们全班二十几个人，来到他家的庄稼地。那时玉米窜成一人高，密不透风的田地里，又燥又热，汗水顺着颊背往下淌。我们被分开，一人一垄拔草。那个高高瘦瘦，说话嗓门又大又亮的女人，是他老婆。她指挥老师跑前忙后，还催促我们快点干。
有不少男生，干到一半，逃跑了。大家忿忿不平，自家地里的活还没干呢。我们几个女生嘀咕着，受不了也跑吧。他家七八亩地，啥时候能干完。
我们几个没去上学，去了小河边疯跑了两个小时。等我们赶到学校时，他们已经上起课来了。老师不许我们进教室听课，罚我们在门口站着。大家觉得委屈，不满。
没过多久，乡中心小学的领导来听课。正好，李老师去浇地没来上课。他们白白等了半个小时，最后一位老师提议，让我们唱一首歌。我们全班憋足了劲，大声喊:“不会。”然后不管他们问什么，我们都理直气壮，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
领导们的脸，青了，直摇头叹气。当他们起身要走时，李老师挽着裤腿，满头大汗跑来了。他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校长用手指了指他，没说话，转身而去。
走在最后的老师，使劲拍了拍他的肩，示意他跟上来。我们暗自高兴，这下子他肯定挨训，以后再也不用去义务劳动了。果然，李老师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站在讲台上，看着我们。大家把头埋得很低，等待他大发雷霆。偷偷瞅瞅，他张了张嘴，终于什么也没说，转身在黑板上抄起题目来。
之后很长时间，我们相安无事，对于上次的事，闭口不提。到了升学考试的时候，这次我们将升入乡中心小学读五年级。班里选了几个同学去那儿的学校参加统考，最后结果，考上的人寥寥无几，其中有我。
离开了那间学校，很快融入了新生活。后来，所有的孩子都被安排到乡中心小学读书。原来的学校关闭了，再也没有见过李老师。
直到初中三年级，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我得了第一名。放学后，和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着比赛的话题。忽然发现迎面走来一个头发花白的小老头，我一眼认出，他是李老师。
他也看见了我，我愣了一下，他迟疑着低下了头。随后，我毕恭毕敬地喊道:“李老师好！”他没有回答，也没有抬头看我，只是加快了脚步，从我们身边匆匆而过。
在同学们不解和惊疑的目光中，我觉得尴尬，委屈。大家议论纷纷，他怎么会是我的老师呢，原来他在学校里当了一名校工，每天负责敲上下课的钟，不再教学。
在以后的日子，我也悄悄打听他的近况。他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女儿出嫁了，老婆却和他离婚了。他如今又剩下一个人，丢了工作后，生了一场大病。当我离开故乡时，他已经离开学校，好像住进了乡政府的敬老院。
那时，我不能理解他的躲避和酸楚。我只知道他是教过我四年的老师，我记得三年级第一堂作文课，我写的《我爱家乡的小野花》，他未改动一字，在前面用红笔给了一个大大的“优”，在文末用加粗字写着“好，努力！”
他是我写作路上的启蒙老师，也是第一个给我鼓励和认可的老师，我怎么会忘记他，不承认他是我的老师呢？
end
（30天微写作，人物描写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