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传统史书，如《左传》、《史记》、《后汉书》、《三国志》等，是后人研究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另一类是后人据传统史书与一些出土文物等资料解读、总结而产生的历史通俗读物，如《国史大纲》、《明朝的那些事》、《万历十五年》等。

传统史书与历史通俗读物有很大差别，传统史书因为离我们时代较远，和现代人阅读习惯已有较大不同，会比较难。通俗读物这方面能人辈出，一些大家的解读有些比历史本身精彩，凝聚了个人的心血，不能抹杀，不过不能否认，因为质量很大程度由作者立意、综合材料能力决定，有时会掺杂作者过多私货，有时会离历史本身比较远，好在优势明显，因为离时代已远，能更客观看待，精力有限又想了解某一时代，通俗读物是不错的选择，前提是尽量选大家的来阅读，比如钱穆、黄仁宇、吕思勉、翦伯赞等。

不过若想品味历史的真，那么传统史书始终是绕不过去的坎，下面主要谈谈读传统史书的一点认识。

传统史书是对历史最接近真实的记载，读它们，更能得出切近真实的解读，在这些最原始的记载中，阅读时会较少受到他人观点的影响。人们在解读历史时，无论是何人，总带有自己主观上的认识，因此如果阅读经人解读的历史读物，会离历史事实更远甚至产生错误的认识。一次偶然翻到一篇文章，说春秋时郑国大夫子公与郑灵公之间的事，文章形容子公可爱，说子公被郑灵公追着要杀，子公觉得不行，于是转而杀了郑灵公。这一解读出自《左传》，来龙去脉其实很简单，子公与子家在郑灵公住处等郑灵公，子公食指动了动，说每次食指动必尝美食，巧的是那天楚人送了一只鼋给郑灵公，郑灵公回来时，子公与子家相视笑了笑，灵公觉得奇怪，问明缘由，到鼋熟时，把子公叫到一旁站着，不让他吃，子公忍不住，伸手去尝，郑灵公很气，生了杀心。当时子家掌握郑国军政大权，子公惧灵公，便去威胁子家一同杀灵公，子家不得已，与子公一同杀了郑灵公。当时所处时代是春秋，即东周，周代已是礼法结合。

《礼记•大专》言：

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与民变革也

《礼记•典礼》言：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已经把有关礼仪的典章制度与各项规范法律化，子公与子家对郑灵公有服从的义务，弑君更是大罪，且子公去找子家时，子家先是不从，“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子公威胁过后子家才从的，以可爱形容子公，何处可爱？严重的不符于历史事实，既违君礼又施谋弑，一个可爱的形容词便生生歪曲了历史事实，晋灵公时，赵盾被晋灵公逼得出奔，未出晋境，灵公已被弑，赵盾便又返回。

孔子作《春秋》言

赵盾弑其君。

只是这样便讽刺是赵盾弑君，何况子公是亲弑其君，其罪更甚。因此，读传统史书，能离历史本身更近，得出公允客观的观点，他人对传统史书的解读，轻则带有主观色彩，妄求标新立异，重则割裂历史事实本身，只展示符合自己观点的部分，正如此子公例，为说子公可爱，只说他想吃鼋，就伸手去尝，灵公想杀他，不得已只好杀灵公，他是善良的，可爱的，不说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说他威胁子家，与事实本身相差甚远，因而读传统史书重要性不言而喻。另：灵公乃谥号，死后所谥，“乱而不损曰灵”“ 不勤成名曰灵“。

读历史，应戒持一孔之见，而应以大量材料分析得出客观的观点。没有大量的材料累积，很难得出客观全面的认识，观点，而且大量的材料累积之后，观点自会有些雏形。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序言中说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

只是读他人解读的书，难以形成自己切实的见解和认识，就像“吃他人剩下的残羹，穿他人脱下的衣衫”，毕竟可消化的很少，而且不一定适合自己，不利于形成自己的认识。未读《左传》前，听了很多对春秋时代的评价，然而始终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每次与人谈起，只是重复一个观点，重复那么几句话，觉得他人说的这一观点有理，那一观点也有道理，没有具体的认识和自己思考产生的观点，读《左传》后，开始有了具体的认识，历史人物在心中也形象了起来，晋文公不再只是一个霸主的单一形象，而是出奔在外十九年的“艰难困苦，备尝之矣；人之情伪，尽知之矣；”，有无食可吃而食人肉，数次被拒与门外，因天生重瞳异样被偷看洗澡的无奈，城濮之战因梦兆不详不欲战的犹豫，楚庄王的形象也开始丰满，幼年被劫持的苦难，楚最大家族的反叛的战斗，箭及于车的惊险，再到大败晋师的“武，止戈也”的宏大境界，这些都是在大量材料的积累之下所形成的认识。也正因为大量材料的积累，更识得春秋时之人积极乐观的精神与忧惧心理，从郑庄公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管仲的“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再到范文子的“难将作矣！爱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叔孙豹的“立德，立言，立功”，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对春秋时期的认识，使自己形成了依据大量材料形成的观点，改变了以往看到这方面知识不知所言的局面。

读历史，亦不可急功近利。

南宋胡宏言

学贵大成，不贵小用。大成者，参非天地。小用者，谋利计功。

历史写在书上，也许只是短短几行字，但字里行间所包含的内容却极多，如果说字里行间包含的内容是一桶水，那么字面上的意思就只能是一滴水。若只一味急功近利，是不可能有所得的。特别是古代的历史书，以文言写成，字本来就很少，更需要慢慢解读，更是不能急功近利.

钱穆对此有论述：

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深细遂密，广大通明之一境

其次，贵在专，即精读。不精读则不能明幽深之理，深刻体会字里行间表达的意思，读了就忘，自己心里不明白，解释不清楚，一到深究时，方发现处处现凝滞之感，有一句话说得好：“说不明白就是还不知道。”然而若始一开始学，便精读沉思，慢慢的就能越学越多，所学之间也能融会贯通，在说时刚说完一个点，跟着很多点就浮现出来，关于精读这一点，古人也极推崇。

朱熹上宋光宗疏言：

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

曾国藩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谈及读书之要时，说得更清楚明白:

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得明白，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

若读《史记》商鞅篇，未变法时商鞅与甘龙辨，言：“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相秦十年后，“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请见，劝其功成而退，不然，“亡可翘首而待”，商鞅不听，若随意读过，当不明商鞅所迷者何。先其言“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足见商鞅对普通民众与人性有深刻见解，其又言“智者见于未萌”，盛赞趁事未显现前便做决断，比事已显现而去解决更好，到相秦十年，每出，“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此时事态已现，商鞅却已不能”见于未萌“，盖因这时已被权力与欲望迷住了眼，双耳难闻异声，诸葛亮《诫子书》言：“非宁静无以致远。”刚开始要变法时，尚未被成就迷住，目光宏远，心中清醒，到位高权重，所迷者多，早已难容他人之劝，因此遂落得身死名灭的下场。因此当知读历史应精读深思，如此方能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