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3年，大宋庆历3年，大辽重熙12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6年。

北宋和西夏的战争，依然在继续。但是打到庆历三年，双方都有点打不动了。北宋这边呢，连年和西夏的战事，直接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们从小的历史课上，如果稍微认真点学的，可能现在还记得，北宋政府头上有三座大山：冗官、冗兵、冗政。换做人话来说就是：当官的太多了！当兵的太多了，最后的政分两块：行政和财政。

在赵匡胤开国的时候，他最头大的问题，并不是什么一统天下。而是该如何避免唐代中期至五代以来，不断上演的军人强权割据的局面。一个不小心，宋朝变成五代的第六代，概率还是很大的。

如果是我们这些平凡人，哪天机缘巧合之下，接下一场泼天的富贵，比如当皇帝，换你你会怎么做？或者说，你看刘邦和朱元璋怎么做的就完了。对于那些功劳极大、势力极大的勋贵，统统干掉嘛。但回过头看赵大，他并没有做“狡兔死、走狗烹”的事，而是用钱的诱惑，把各种权利从各个开国元勋手里买了回来，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杯酒释兵权”。

随后，宋太祖灭南朝诸国，什么南汉呀、南唐呀，包括后蜀。那些来到开封的亡国之君，李煜、孟昶等人，都是好吃好喝好住的养着的，赵匡胤并没有真的拿他们开刀。那些国家来的官吏，当然也可能不会把有实权的位置给他们，可但凡给到虚衔，也是得给工资的，不是么？

这么一来，朝廷原本维持运转的坑位，不，应该是职位或者官位就不太够了。那就一份差使三个人做，比如宰相的职位就分成:首相、次相、副相，除了首相，其余都可以一岗多人嘛，这样就能安排许多人了。

好，接下来说冗兵的问题，宋朝的兵制是募兵制。我们不说那么复杂的，你只要知道，宋朝的兵，是国家养着的职业军人，平时不用干啥活，打仗的时候上就行了。北宋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四面都是异族，总得有军队来保卫国家，渐渐的，北宋的军队人数，从开国时候的37万左右，到仁宗时期，已经暴增到了125万。当时一个禁军一年的工资是50贯，我查了下，相当于现在人民币20万左右；厢军的收入少点，可能在30贯左右，当然也会和军阶、官位大小有关系。总之一句话，仁宗朝时期，光军费，就得花上4800万贯，而当时国家一年的收入6000多万贯！

上面一个冗官，一个冗兵，自然而然会带来第三个问题，冗政。

官多了，事情就容易管烂。就拿尚书省举个例子，尚书省作为宋廷的政令执行机构，设有宰相和六部衙门。后来神宗的元丰年间，恢复了尚书省原有二十四个司曹的建制，当官的，当吏的实在太多，政府部门的职能效率变得很差，很多人真的是拿着工资，不干活的，就是一个“忙的忙死，闲的闲死”的局面。

甚至后来东京开封府市面上一直流传着一首民谣:

吏、勋、封、考，笔头不倒；

户、度、金、仓，日夜穷忙；

礼、祠、主、膳；不识判砚；

兵、职、驾、库；典了袚裤；

刑、都、比、门；总是冤魂；

工、屯、虞、水；白日见鬼。

政府职能部门是“办事不利”，这么多张嘴，又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你别看宋仁宗时期好像正好在北宋的中间段，感觉也挺繁荣昌盛，实际上底层百姓也是民不聊生，不断地爆发起义，也就是没烂到根上。才被绚丽的辞藻粉饰住了太平。

话说回来，仁宗、神宗（英宗时间太短了），还都算好皇帝。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一定是心里着急的。因此庆历三年，仁宗皇帝牵头，范仲淹、韩琦、富弼主导，”庆历新政“，一场改革就此展开。可庆历新政，才持续了短短5年，就宣告失败。这里面事实上，既无昏君，也没啥奸臣，怎么就没能改革改起来？

1043年，这一年的11月，改革指导组：范仲淹他们设计了十条改革方案：简单分下类：跟吏治相关的占一半，有五条：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跟富国强兵有关的三条：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跟令行禁止有关的两条：重命令、覃恩信。当然了，这些条目下面还有一些具体的措施。

新政出台，还是有条不紊的，很明显，都是经过认真讨论然后再推出的改革措施。但是，就这么推着推着，到了下一年，1044年的7月初，范仲淹突然自请外放，去了陕西，替国家看着西夏，8月，富弼说，我也走，我申请去河北，我去看着大辽。而在此之前，庆历新政的重要舆论支持者，欧阳修和余靖，也都从中央去了地方。

改革还在，但是人没了？是的，新政就这么又尴尬地运行了一段时间，到了再下一年，1045年，朝廷才正式撤销此前的所有改革措施，庆历新政正式宣告失败。

你看，改革快车只往前狂奔了十个月，然后突然就——其实也不是翻车，而是火车司机突然下车跑了——车还往前继续溜了一小段，然后无声无息地停了。

我们回看历史，研究庆历新政的失败。这是一场既没有很轰轰烈烈，结束得也好似小无声息的闹剧。不是仁宗皇帝要改革么？范仲淹、富弼，还有韩琦、欧阳修，都是大名鼎鼎，青史留名的大佬，怎么就把一个改革搞得跟过家家似的，最后一声唏嘘。

如果我们再从头开始看，就会发现，仁宗皇帝急着要改革的目的是啥？冗兵、冗官的最大压力是啥？

很明显，范仲淹们答跑题了，领导的意思，是要搞钱。

范仲淹的梦想和政治蓝图真的很好，“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一看就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好事，好像还得多花钱吧？仁宗皇帝急的是要降本增效，你倒好，多搞了一系列福利和激励计划，不要钱的呀？或者你会说，把民生搞好，坚持长期主义。可站在企业领导者的角度，短期成效也是不可或缺的。再者北宋政府真的已经到了必须要改革的情况了，二十年之后的王安石变法，虽然也失败了，但是很多制度一直延用到徽宗时期，为什么？因为改善了国家财政！

传说几年之后，有一次，宋仁宗为一件事烦恼，回宫之后对妃子发了一句牢骚，“满朝的大臣，没有一个人能替国家把事情搞定的。我天天陪着他们上朝，有什么用？”

这句话真是说出了古往今来所有领导者的心声啊。我可以辛苦，可以支持你们，但前提是你们替我把事情搞定啊。没有可见的成果，别说我没有耐心，我拿什么说服其他人支持你啊？你看，不能解决问题的变革，本身就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