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夏邑县），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大成至圣先师”。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
孔子之理想治国方略的首要内容，是其以德治国的总方针。孔子对此的具体表述，是《论语》所载孔子曰——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
在孔子看来，只要始终坚持“为政以德”这一总方针或曰总纲，那么所有的社会政治问题，就都会不难得以妥善解决。这就像北极星居于自己的当值之位，群星自然就会拱卫四周而各得其所一样。需要指出的是，孔子这里所谓的“德”，并非表示“道德”的含义，而是指符合于仁道的施政“行为”而言。在前面孔子的“中庸”观一节中，对此已做过具体阐述，这里不再赘述。如此看来，孔子所谓“为政以德”这一总方针或曰总纲，其实就是在强调，必须以符合于仁道的行为举措施政治国。其实这也正是孔子“政治”观的根本目的，亦即实现“仁的社会”的必然要求。
提出了“为政以德”这一总方针之后，孔子进而为具体施政治国，明确了以下三项基本国策。
其一是以孝治天下。在孔子看来，普遍关爱他人的博爱之心，既是君子人格的基本品性与德行，同时又是构建起友善和睦的社会生活大环境，进而最终实现其“政治”观的根本目的，亦即实现“仁的社会”的必要基础。也就是基于此，所以孔子特别强调，理应从人生的幼年时期做起，努力培养“泛爱众”（《学而》）的博爱情怀。
博爱之心从何而来？孔子认为，普遍关爱他人的博爱之心，与行孝之心同根同源，都是缘自于对父母与先祖的爱敬之心。行孝之心，乃是博爱之心的基础；而博爱之心，则是行孝之心的进一步扩展与生发。也就是基于此，所以孔子明确强调，为了使世人普遍养成其博爱情怀，则理应把孝道教化，作为施政治国的基本国策之一。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孝经•广要道章第十二》）
此外孔子又认为，以孝治天下，既顺乎人之情，又合乎事之理，因而简便易行且成效显著。此即《孝经•圣治章第九》所载孔子曰——
“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
其二是以礼乐治国。孔子的“礼乐”观认为，礼与乐的社会职能是“乐统同，礼辨异”（《礼记•乐记》）。具体而言，礼侧重于辨明各类生活角色的身份地位，及其相应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从而构建起中正的社会生活秩序。乐则侧重于通过心理交流以及感情共鸣，从而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归属感与亲和力。礼乐结合，相辅相成，才能为实现政治的根本目的亦即“仁的社会”，提供中正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与氛围。也就是基于此，所以孔子明确强调，施政治民，必须始终坚持以礼乐治国这一基本国策。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为国以礼”，（《先进》）
“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礼记•哀公问》）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经解》）
其三是“选贤与（举）能”。在孔子看来，在位施政者的所作所为、喜怒好恶，对社会风尚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这也就是其所谓——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颜渊》）
其意是说：一般而言，民众就像草顺风而倾伏那样，总是追风效仿在位者（君子）的实际作为。也就是基于此，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为了实现政治的根本目的，必须始终把“选贤与能”作为基本国策，从而确保在高位者均为德才兼备的君子仁人，堪为民众之楷模。否则，所谓实现“仁的社会”，必然也就会落空。这也就是孟子所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离娄上》）
相对于传统政治思想而言，孔子的新型“政治”观，既有所继承，又有其重大发展，并展现出了鲜明的基本特征。这集中体现在了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孔子之前乃至以后的政治思想，基本都是在为统治者着想。其根本目的，说到家无非是为了维护王室或曰皇家的根本利益，并使其王祚永传。这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天下为家”（《礼运》）。孔子则超越了这一局限。孔子的“政治”观明确主张“天下为公”（同上），其终极目标则是“天下归仁焉”（《颜渊》），亦即普世之人都能活成真正意义上的人，从而充分实现各自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据此可见，孔子的“政治”观，并非只是在为少数统治者着想，而是为普世之人（包括君主等各级在位者）所做出的理性化政治设计。这则是孔子“政治”观的首要基本特征。
其二，从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的人性论出发，孔子认为，只要能够坚持不懈地学为君子，世人原本都能实现自我人生之仁，从而充分实现自我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也就是基于对人性的这种高度自信，所以孔子的新型“政治”观特别强调，施政治民必须以身体力行的礼乐教化为本，而刑罚惩处等法律制裁措施，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的辅助手段；任何情况下，君主等在位者，都不可靠严刑峻法来施政治民。这则是孔子“政治”观的又一基本特征。在后面孔子的“刑罚”观一节中，对此将做具体阐释，这里暂不具述。
其三。孔子“政治”观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天下归仁焉”（《颜渊》）。在孔子看来，实现个体人生之仁的主动权与最终决定权，归根结底，就掌握在了每个人的自己手中。这也就是《论语》所载孔子曰——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
与此相应，实现社会之仁的主动权与最终决定权，归根结底，同样也就掌握在了社会群体的手中。不过，这里的前提条件是，国君等在上位者，首先必须以身作则，为广大民众做出表率。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礼记•哀公问》）
“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于）人。”（《缁衣》）
据此可见，在孔子看来，政治的兴衰，及其根本目的亦即“天下归仁”能否最终实现，归根结底，取决于人事而非其他。用孔子的话说，这也就是——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中庸》第二十章）
这则表明，孔子的“政治”观，实际上已经基本实现了与传统神意天命论的脱钩。这则是孔子“政治”观的另一基本特征。这也正与孔子的“天命”观，以及“人本”观的思想认识恰相一致。
杨秀和，（笔名：晓阳）号畅春斋主，当代著名书法家、画家、书画教育家。1955年出生于中国北京，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国艺人民书画院院士、中国书画院院士和北京市楹联学会书画院会员。
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书画作品，多次参加《中国珍藏邮册》发表几十幅作品。
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曾在《中华志愿者》、《采风中国》、《河北当代书画》、《中国周刊》、《聚焦当代艺术》等杂志发表作品，2021年被录入《中国名人辞典》。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法怀素如壮士拨剑，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法里融入了儒家的坚毅、果敢和进取。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法中也蕴涵了老庄的虚淡、散远和沉静闲适。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法中还往往以一种不求丰富变化，在运笔中省去尘世浮华以求空远真味的意味。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法，笔墨横姿、笔力劲挺、笔力险劲、笔酣墨饱。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法，春蚓秋蛇、笔精墨妙、笔走龙蛇、笔扫千军。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法，笔老墨秀、一字见心、丁真楷草、丁真永草。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法，入木三分、力透纸背、下笔风雷、大气磅礴。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法，气韵生动、气韵流畅、风格秀媚、风姿多变。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法，凤泊鸾漂、凤舞龙飞、凤翥鸾回、平和畅达……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如行云流水，落笔似云烟。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一笔而下，观之若脱缰骏马腾空而来绝尘而去。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又如蛟龙飞天流转腾挪，来自空无。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又归于虚旷。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中这近乎癫狂的原始的生命力的冲动中包孕了天地乾坤的灵气。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观其力而不失，身姿展而不夸，笔迹流水行云。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若霜林无叶，瀑水进飞。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铁书银钩，冠绝古今。
畅春斋主杨秀和先生自幼喜爱书画，坚持50年临池不缀。习遍二王、柳、颜、欧、赵诸家精品，研究历代名家之精髓。能融各家之长，自幼风格，楷、行、隶、篆、草五体皆能，以隶书见长，国画以书入画，也有较高水平，功底比较深厚，属传统功力型书画家。
畅春斋主杨秀和先生作品汲取二王笔意，颜柳风骨，又有欧体俊秀和赵体灵动之气，楷书疏朗爽健，行书收放有度，隶书古朴大方，小篆俊秀有力，草书妍美多姿，先后在宜昌、武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西安、烟台、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等地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