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六十多年前，父亲的戏唱的很有名气，在我们那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是家喻户晓。
那时候的父亲会剪纸，而且能唱戏。最出名的是扮演《杨门女将》中的佘太君。可惜的是我没有亲眼看到过，可能我们兄弟姐妹中也没几个人看过父亲在戏台上的形象，这是我们终身的遗憾。但是，但肯定表演的很出色。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不止一次的有人在我跟前说起过，而且说的人都是露出赞许的神情。有几次我想问问父亲，他都是淡淡的说，那是年轻时瞎玩的。因为我们兄妹太多，父亲认为那时没有帮母亲好好照顾我们，而感到很内疚，所以一直认为那是不务正业而不愿提起。
但是在那个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都很匮乏的年代，父亲和他的同伴们确实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据知情人讲，父亲扮演的佘太君，一频一笑，一举一动都维妙维肖，拄着拐掍从幕后走出来，没有人能看出是个男的扮的。可以想象当时台下那些喜悦眼光和热闹的情景。但是总是很难将一个不苟言语的父亲和台上佘太君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父亲一生都喜欢看奏腔，但是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坎坷，使他再也没有机会和勇气登台演唱，但是衷爱奏腔戏曲是他一生的情结，家里放的奏腔碟片，是父亲全部的宝贝。
父亲还有一项手艺——剪纸和布置婚房。父亲年轻时很帅的。瘦瘦的，高高的个子，人也很白净，穿一件过膝的长大衣，头发有点长，整整齐齐的向后梳着，围着一条灰色围巾和两个朋友在一起合的影，那是为数不多的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小时候，最喜欢过年了，因为父亲和母亲的节俭和勤快，我们是村上为数不多有肉吃，有新衣服穿的人家。
过去的人结婚都是在正月，可能是为了得个好兆头吧，在开春的时候办喜事。那个时候国家困难，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很低，新人结婚也很简朴，婚房都是在土墙上用白纸贴上三层，那时很少有年画什么的。只有在布置婚房的时候，请人用彩色纸剪几张红红绿绿的剪纸画，贴在糊好的墙上和房子顶棚上。墙上有喜雀嬉牧丹之类的，或是用笔画的梅花，在深褐色的枝条上开出几朵红红的花朵，还没有长出叶子，只有几只不知从哪飞来的小鸟停在枝条上，静静地端祥美丽的梅花，久久不肯离开。顶棚中间是一个八十到一米大的圆形花盘，这个需要在一张大的红贴子纸敢背面先画好，再用专门刻纸花的刀刻出花的枝枝叶叶和花朵，一般都是父亲一个人操作的，因为那时很少有能做到让父亲满意的帮手，所以不管是给墙上贴纸还是剪纸都是他一个人亲力亲为的，其他人只能在做活的时候给他打打下手。大花贴在顶棚的中央，周围还要贴六个小花朵，形状和花朵还要和中间的相呼应。小花还有绿色的叶子来配衬。顶上四个角上还有四个大的三角形的花来点缀，不然不相称，用父亲的话来说“太单调”。由于父亲一个人能糊墙，能剪花，能画花画鸟，而且布置的房子一家跟一家的都有变化，有新意，所以父亲经常过年的时候都不能和家人团聚。但是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带着许多新布匹，是他用挣的钱，买回来给我们做过年穿的新衣服的。母亲就整晚整晚的不睡觉，坐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第二天早上，不是这个穿件新棉袄，就是那个穿件新棉裤。总之除了父母以外，我们兄弟姐妹七，八个每人都是穿着新衣服过年的。父亲没有上过一天的学，但他的心里就藏着许多许多花花草草，看到什么都能画或者剪出来。
很可惜的是没有人继承父亲的手艺，可能是父亲觉得太辛苦的缘故吧，不传给我们，记得三哥十多岁的时候被县里的剧团选准了，父亲说啥也不让去。三哥没办法，只好挑着水桶，唱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红灯记》里的戏词）挑水去了。
父亲的性格比较内向，可能是从小缺乏父爱的原因吧，听人说，他是奶奶从哑柏逃荒带过来的。他很少和我们兄妹谈及他的童年。年轻时候的父亲也不抽烟，可能是没有时间吧，因为一家十口人跟着他要饭吃呢。父亲很勤快，很少见他白天躺下休息过，只有天下雨的时候，拿个小板登，坐在房檐下，看哗哗哗地大雨，默默地等雨停了再去干永远都干不完的活。偶尔和母亲谈起家里事务的安排。母亲能牙俐齿，干炼果断的性格和父亲形成显明的对比，因此，家里的大小事父亲一般都不过多操心，都交给有主见的母亲处理，包括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的婚姻，父亲都没有干涉过，任凭母亲自己决定和张罗，他只跟着干活。
母亲去世后，父亲才和我们交流的多了起来，每年都会跟我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那几年父亲谈起最多的当然是母亲，很少说起他的童年时代。那些年，父亲干的最多的事，就是看奏腔和彩色画。
在我的心里，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尽管生活的艰辛磨去了很多东西，但对于奏腔戏曲的喜爱一直没有减褪，扮演佘太君的角色可能是他人生舞台上最欢乐的时光。
每年清明节的时候，我都会买一些奏腔戏曲的图片烧给他，当然还有《杨门女将》的光盘，希望他在天堂能欣赏到他一生珍爱的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