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思维的范式到应对生态危机的精神范式的转换和探索。

共识和暴力是社会中的一对负相关的稳定系数：共识越多，暴力越少；反之亦然。在没有达成一个新共识的地方，必然会导致一个转向暴力——转向革命，也时常转向反革命——的范式转换。

对于很多国家下大力气努力把自己变得像西方国家的趋势和现象，本书作者维托利奥·赫斯勒对此充满了深深的担忧。第一，民族自尊会在很长时间内遭受挫折，这个过程会导致众所周知的危险；第二，会模仿西方的哪些方面，有人怀疑一些公民之所以涌向西方是因为他们想尽快地把自己的消费水平提高到与西方一样，而把精神自由的需求放在后面，虽然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更多的是担心，担心一切其他价值都会因此成为牺牲品；第三，如果地球的生态不被完全破坏，那么西方式生活标准就不可能达到，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危险，如果这个星球上所有居民都像第一世界的公民一样，浪费如此多的能源、制造如此多的垃圾、排放如此多的污染物到大气中，那么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大灾难早就发生了。

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发展一旦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就会陷入深渊，这一事实恰恰是人们争议的问题。只要读过《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2]、《全球2000：致总统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布伦特兰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报告》以及《1989—1990年世界观察研究所报告》(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Zur Lage der Welt-80/90)等文献的人，一定都会意识到地球的承载力已经接近极限。

这种大灾难来临的时刻恰恰是最具争议的时刻，由此所衍生的不安使得人们不再抱有希望，因而他们也认为不再需要做些什么。但这种犬儒的态度并不能持续很久，不久之后的生态问题必然比政治问题更加关键。这会导致作为迄今为止现代文化之基础的范式陷于崩溃，以至于即使计划经济国家完全接受西方的社会体系，也将会没有意义。

如果黑格尔“只有没有历史的时代才是幸福的时代”的理论是对的，那么至少人们可以预测，21世纪将不会是一段无历史的无聊时光。诚如作者所说，21世纪将会有一个可以与1989年的范式转换相比拟的范式转换，且比前者更加剧烈。

东西方诸多争端都以一个共同的基础为前提，因为人们只有在具有一个共识的基础上才能有所争执。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一基础优先于人类社会的一切其他亚系统。东方和西方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都要通过发展技术的方式来尽可能满足国民的经济需求。如果生态危机真的是21世纪的命运，那么，比理解现实目标的方式更加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共同的目标真的有意义吗？

经济作为支配性的亚系统，位于20世纪文化的中心，以至于人们很难意识到这绝不是历史中的常态，并且在一个具有这样一种哲学传统——即当意识到经济史中的巨大变化的时候，这种哲学传统把经济的基本特征解释为一种在一切时代都适用的无时间的真理——的国家中，人们更加难以意识到这一点。如果经济绝不必然地在任何一种文化中占据中心，如果它只不过是在一段时间中占据中心，那么至今为止存在着哪些其他的中心，未来还会有怎样的中心呢？

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摆脱了宗教的枷锁，敌我轴心的转变是政治范式转换的一个重要结果。国家的同质性成了国内政治的目的，并且战争也主要在国家之间展开。国家的范式是一个与宗教相对的过程。这一转换使宗教更加独立于政治，而国家也从宗教的枷锁中解放了：政治被去除了在每一种宗教中都有的非理性因素。很显然，国家必然是一个反普遍主义的概念，酒气理念而言，世界宗教更为普遍主义。因此，这种范式的转换也意味着一种退步。

即使在现在，人们已不再以国家的角度来定义政治；即使我们有一种世界经济，我们也没有全球的经济政策，而只是略微有些协调性的各国的经济政策。但是这至少意味着，在国家政策中，经济政策扮演了一个越发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从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发展到保障性福利国家以来。自19世纪晚期以来，它们已市场经济的方式决定了国家的形态。

这种发展是近来历史的关键，在某种意义上，它仍旧在相同的范式之中：按照作者的历史哲学的解释，不管是古典的自由国家，还是社会的国家，或是这会主义的国家，都依存于经济范式。并且在作者看来，这些国家样式及其政策之间的精神差异要小于20世纪某个国家与17世纪某个国家之间的政策差异；17世纪国家的政策差异是与它们之间存在着的教派对立相一致的。人们对于私人财产的社会义务的理解，是与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大的哲学范式转换相一致的。首先，这种发展使现代国家在国际上更具侵略性。其次，这种发展是导致当下生态危机的一大主因。

事实上，如果居民的需求有过分的增长，那么福利国家必须要满足哪些最不易受到地址的需求。从根本上说，他们可以使用两种对象：一是自然，二是哪些还没有把法制原则内在化的国家，即还处于半封建状态下的“第三世界”的民族。这种利用会通过一下的方式披上法制的外衣：现代的法哲学中，自然普遍被认为是不具有权利的。未来世代也可以说成是不具有任何权利，因为他们还不存在。最终，因为“第三世界”的居民还不具有现代法治国家原则的意识，所以对“第三世界”的掠夺活动也被合法化了。发达国家的基本矛盾是：它们已经在内部关系中实现特定的道德原则，但是在外在关系中却践踏这些原则。

生态危机会取代之前的范式。经济范式不得不让位于生态范式：欧洲环境政策研究所的索证魏伯乐在其作品《地球政治学：将要迈向环境世纪的生态现实政治学》（1989）中提出了这一观点。虽然把现代历史划分为宗教的世纪、宫廷的世纪、国家的世纪和经济的世纪这种方式很老套，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21世纪将会是环境的世纪。好的政治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确保我们生活世界的自然基础——好的政治不再允许经济的数量激增，不再满足最无意义的需求，好的政治也不再以牺牲他国的方式来谋求本国的文化与语言的身份，至少不是一种用强力的方式星球教派或宗教的同质性。

从经济思维的范式来看，那些想要尽可能促进更多消费的人是进步的。而在生态反思的框架中来看，这种行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恰恰就是反动的，因为它导致了自然环境越来越脱离健康状态。

20世纪历史中可怕的例子，体现在有些国家正在面临这样一种危险：马克思主义遭受的挑战可能导向其他替代性的经济范式，人们正在无批判地模仿西方的方式。但是这也可能导向一种更为可怕的可能性，即会激活经济范式之前的合法性体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敌友关系：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斗争就属于此种，在知识分子中反犹主义重新抬头这一事实也属于此。特别是当国家和宗教的范式并没有“被扬弃”，而是被抽象地否定时，不经没有为当下的危机给出任何解决方案，而且还是一种可怕的倒退。

不过，如果未来是黑暗的，如果我们只能对新的范式看个大概，那么人们只有回想辉煌的过去，才能有力量承担起创建新范式的艰巨任务。如若不能根植于传统，就不能塑造未来。当然，如果真的要有希望，那么人们就不能把这些传统作为生活的习惯，而是要用这些精神财产来面对未来的挑战，来发展“环境保护的世纪”所需要的精神范式。

相关资料

[1] [美] 维托利奥·赫斯勒 著，邢长江 译.生态危机的哲学 莫斯科讲演录.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21:1-30.

[2] 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728/20/32905799_674875496.shtml

[3] 张国焜. 世界2000年的人口与收入——给美国总统的世界2000年的报告[J]. 人口与经济, 1981(01):42-46.

[4] 奋秋. 全球2000年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译自给美国总统的报告)[M].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7.

[5] 《解析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https://item.jd.com/10034736190216.html

[6] 私有化的局限 魏伯乐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765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