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孔明，有时未必明
原创 八斗之外 八斗之外
小时候喜欢看《三国演义》，最喜欢看的就是诸葛亮妖孽一般的神奇。武乡侯算无遗策，似乎从来就没有失算的时候。长大了才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
蜀汉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经过精心准备，率十万精锐之师突然北伐，出祁山攻击曹魏。这是蜀汉最接近成功的一次统一之战。
其时，虽然关、张、马、黄已死，五虎上将只余赵云，但军中其他大将仍然健在，军事根基尚存。同时，经过诸葛亮南征，蜀汉平定了后方，储备了战略物质，锻炼了军队，军力和士气正旺。
而曹魏那边，自蜀汉彝陵之战大败、一代枭雄刘备病逝白帝城后，就放松了对蜀汉的警惕，于是调转枪口对准东吴，魏蜀边界渐渐防守懈怠。两年前，魏文帝曹丕病死，曹睿即位，政局未稳，马谡便施反间计，让蜀汉心腹大患司马懿回家种红薯去了（汉代尚无红薯，千万别较真）。
综上所述，北伐形势很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果然，由于魏军疏于防范，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陇西五郡中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很快便放弃抵抗，许多曹军纷纷归降，曹魏“朝廷恐惧”。但不久马谡失街亭，汉军被迫退回汉中，第一次北伐黯然收场。
许多人都认为，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毁在“纸上谈兵”的二货马谡手上。其实不然。
真实的情况是，曹魏迅速反应，作出了正确部署。魏明帝曹睿亲率大军驰援，派大将军曹真抵御进兵斜谷的赵云，名将张郃抗击诸葛亮大军，同时遣人反攻南安。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从汉中到关中的道路崎岖难行，汉军后勤保障不畅，加之国力有限，后备力量不足，因此即便街亭不失，一旦双方转入相持的拉锯战，蜀汉便再也无力取胜，后退是迟早的事。后来的几次北伐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事实上，第一次北伐唯一成功的机会，被咱们这位“算无遗策”的诸葛丞相给pass掉了。
战前，大将魏延建议请精兵五千，直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一战而定长安以西。这是《魏书》里的记载。另一个版本是《三国志·魏延传》的叙述，说魏延向诸葛亮“请兵万人”，要从子午谷直取潼关，与诸葛亮会师。按照这个版本，魏延的想法就更大了，那是要截断关中与曹魏大本营的联系啊，妥妥的封喉一剑。
如果诸葛亮听取了魏延之计，按照《魏书》的版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不致有街亭之败；按照《三国志·魏延传》的版本，则整个关中地区将尽归蜀汉，并可打开进兵中原的大门，使曹魏大本营门户洞开，直接暴露在蜀汉的兵锋之下。
史书上的记载向来有些出入。关于魏延本人的记载，我认为《三国志·魏延传》应当比《魏书》要靠谱些。毕竟《魏书》写蜀汉和东吴的事都是陪衬，有些走样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魏延绝对是准备下一盘惊天大棋！
然而，这个颇有些神来之笔的妙想被诸葛亮否决了，理由是不确定的因素太多，风险较大，一旦失利将进退维谷。这个理由“很孔明”，符合诸葛丞相的一贯风格，听起来也颇有道理。但真是如此吗？
孔明先生在那一刻怕是忘了武圣人的教诲了。在“兵家圣经”的《孙子兵法》里，孙武子提出，一旦“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便“敌虽众，可使无斗”。“冲其虚”的办法就一个，即“趋其所不意”，则可“攻其无备”。
《孙子兵法》阐述得十分清楚，战争最终拼的是国力，国力决定了兵力。因此，孙子在《作战篇》里反复告诫统帅们，“兵贵神速”，“未睹巧之久也”。
对于进攻的一方来说，打仗最忌讳陷入相持。一旦旷日持久，军力和后勤保障占下风的一方多半会输。所以，从古至今，战争中不急着决战，慢慢跟对手耗的，无一例外都是拖得起的一方；拖不起的往往会急吼吼地主动求战。而在魏蜀交战中，拖不起的显然是蜀汉。
诸葛孔明未出茅庐，便已定三分天下，是绝壁有大视野的人。而且，他在隆中之时常自比管仲乐毅，想来兵书战策十分精通，说他不清楚形势和魏延之计的妙处，打死我也不信。
然而，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他的“一生唯谨慎”在关键时候显出了弊病，所以才对魏延的建议置之不理。但正是这一次轻率的否决，导致诸葛亮五伐中原都只是徒劳，最后只留下“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的叹息。
不少“亮粉”替孔明先生辩解，说魏延之计太过于冒进，而当时蜀汉没有冒险的资本，因此诸葛先生是正确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种观点，只能说你们高兴就好。
姑且不谈子午谷之计的成功可能性有多大，也不谈“富贵险中求”的道理，咱们只说说这个险蜀汉是否冒得起。
要知道，孔明当时拥有十万之众（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动则出兵几十万那是小说，后来的灭蜀之战，曹魏总共只集结了十八万人），而魏延仅仅只需要五千人，至多一万人而已。
我就不明白了，即便这只奇兵全军覆没，难道蜀汉真的就损失不起百分之十，甚至只有百分之五的兵力吗？还是说诸葛亮认为这百分之五到十的兵力，就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况且，诸葛亮自己还分兵一万，交给赵军去佯攻褒斜道（俗称斜谷）呢，看来丞相大人并没有指望多一万人能改变战争局面。
实际上，小说中的“常胜将军”赵云，被魏大将军曹真挡在了郿县一带，一万人马跟着这位一身是胆的赵子龙狼狈地打了一回酱油，不仅寸功未立，甚至后来干脆被人家曹真给打跑了。战后，赵云也由镇东将军贬为镇军将军。
镇军将军的名号看起来比镇东将军更拉风，然而却并非如此。镇东将军乃“四镇”（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将军之一，不仅品级为秩二品，在三品的镇军将军之上，而且是镇守一方的大将，是实权人物。而镇军将军等“三号将军”（镇军、中军、抚军）不仅品级略低，而且是中央军职，平常可没有在外领兵独挡一面的“四镇将军”权力大。
再说说子午谷计谋的可行性。首先，古今中外，这种不按常理出牌而建奇功的战例比比皆是。先说国外的。
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赶着大象翻越高不可攀的阿尔卑斯山脉，沿途不仅要贿赂高卢人，而且由于山高路险，一路上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等汉尼拔大军到达山南时，五万人只剩下二万。
但是，当这两万疲惫的残旅突然出现在亚平宁半岛时，罗马人感觉有如神兵天降，慌乱中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结果战无不胜的罗马军团被打得满地找牙，意大利北部尽数落入汉尼拔之手。只此一战，汉尼拔就奠定了在世界军事史上高山仰止的地位。
还有，在奥斯曼帝国消灭拜占庭的过程中，为攻克著名的“硬骨头”君士坦丁堡，“征服者”默罕默德二世居然让战舰去“爬山”，生生从海上封锁线的后方杀到君士坦丁堡城下，轻而易举地撬开了拜占庭人的“乌龟壳”。
再看咱中国自己的出奇制胜战例。明初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按理说正常情况下是赢不了的。虽然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欺负侄子年少，并且经过明初朱元璋的大清洗，大将军徐达、常遇春、蓝玉等病死的病死，老死的老死，杀头的杀头，朝廷无大将可用，但实际情况与清朝的“三藩之乱”没什么两样，最终赢面甚小。
要知道，建文帝朱允炆并不昏庸，更不胡搞。明初国泰民安，老百姓不是傻子，并不会如朱棣期望的那样箪食壶浆以迎“义师”（这个词真得打引号）。
因此，一般情况下，燕军也会像吴三桂叛军那样，初期势如破竹，开局良好。但一旦不能速胜，等朝廷顶住了朱棣的前几波进攻，必能稳住阵脚，将战事僵持在某条线上。到那时，朝廷以举国之力战朱棣一隅之众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最终打败燕军，要了朱棣的小命。
如果这样，也许中国将多一位仁爱天子（建文帝十分仁厚），但却少了永乐朝的风采。可惜，那是一般情况下，但朱棣偏偏是二班的尖子生。
朱棣看似青铜，实则是王者。而且，他身边有位不世出的高手高手高高手——姚广孝，关键是朱棣对他言听计从。
姚广孝要求朱棣不要像常规打法那样攻城掠地、稳步推进，而是拼死向前，置后路于不顾，绕开沿途诸城，轻车直取当时的首都南京，端掉建文帝的老巢。
朱棣不愧是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主儿，关键时候没有掉链子，而是果断拍板，给建文帝来了个一击毙命。在朝廷的正规军们反应过来前，南京城外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力量。当各地的勤王之师正风驰电掣地赶来救驾时，建文帝已随一把大火龙驭上宾，向他爷爷朱元璋告状去了。
顺便说一句，永乐帝后来迁都北京，除了有“天子守国门”的用意外，也许还因为心中有愧，觉得呆在南京心里别扭吧。反正自家人知自家事，到底建文帝是否“听信谗言”，需要他这个当叔叔的藩王去“清君侧”，除了老天，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他人嘛，知道的也要装作不知道。
此外，蜀汉的老对手之一的魏大将军曹真，在诸葛亮否定魏延子午谷之计的两年后，却提出取道子午谷伐蜀，并且落实到了行动上，要不是倒大霉碰上了罕见的暴雨，这个计划十有八九就成功了。
说那场暴雨罕见，是因为它不仅引发了山洪，而且时间长得离谱，前前后后足足下了一个月左右。大雨和山洪冲毁了子午谷的道路，破坏了栈道，就这样，曹真走走停停，还是走了一半路程，最后如愿以偿等来了曹睿班师的诏书，再也不用在泥水里打滚了。
看来不是曹真的计划不行，而是老天太不给面子。当然，老天是不会给曹真面子的，因为老天爷的剧本不是这样写的，想要改剧本，那得把导演伺候好了才行。
倒是后来的邓艾，这位导演内定的蜀汉终结者第一候选人，却完成了类似的奇谋，只不过场景由子午谷变成了同样崎岖难行的阴平山路。于是，邓艾带着一路上死伤后剩下的区区两千残兵，突然出现在成都平原，居然轻松干翻了尚有十余万人马的蜀汉，成就了天才的美名。
可惜，东汉没有互联网，更没有手机，虽然汉代已知在遥远的西方有个强国“大秦”（即罗马，名称来历不详），但班超对于罗马帝国的了解，仅限于波斯湾地区的道听途说，因此诸葛武侯并不知道汉尼拔的壮举。
同时，诸葛先生虽然有神鬼莫测之术，有“向苍天再借五百年”的本事（据说他在五丈原算到自己将死，干过逆天改命的事，只是不巧没成功。此乃传说），但估计他应该没有学过穿越，因此也无法掌握后世邓艾和朱棣的经验。所以，他觉得子午谷奇谋不靠谱，太冒险，是完全可以理解滴。
其实要说冒险，他派马谡这个没有实战经验的人去守街亭，才是最大的冒险。
马谡此人绝非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实乃不可多得的良才。虽说当时乡人都把他排在哥哥马良之后，称“马氏五常（指马良、马谡等五兄弟，可不是无常大米哟），白眉最良（马良长了白眉毛）”，但老乡们又不是用人单位的领导，对人的评价肯定不够精准，因此乡谚并不能证明马良的水平在马谡之上，只能证明有时候长得很有特色是很占便宜的。
后来的历史也表明，马良虽然很受刘备待见，当了“侍中”这样的大官（魏晋时期，侍中的头衔很大，往往只有三公、执宰才能戴上这顶帽子），但一生并没有特别出彩的高光表现。
反观马谡，着实给诸葛亮出了不少大师级的建议。比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使南中少数民族归心，其实是听了马谡的主张。以吾观之，如果将诸葛亮比作萧何，那么抛开街亭败笔，马谡绝对算得上蜀汉的张良张子房。
街亭之失的责任究竟在谁？我看诸葛丞相首应当负主要责任，并且还是直接责任，而不仅仅只是领导责任。
马谡是不可多得的高参，但他的本事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让他领兵打过仗属于用人之短。因此，把街亭这么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交给一个没有实战经验的人去把守，真不知诸葛丞相是怎么想的。
你说是豪赌一把吧，这又不是到了唱空城计那样的千钧一发之际，而且诸葛亮手下也并非无人可派。比如他就派了宿将王平去给马谡当副手，而且还派得出大将魏延去接应马谡。所以我对诸葛先生的这次遣兵派将很是不解，只能认为他太想培养锻炼马谡了。
也许在诸葛亮心中，如果马谡能经受住街亭的考验，恐怕将会与姜维一样，成为他的接班人吧。但即便如此，为什么不在别的时候锻炼马谡，而非得在要命的时候去玩火？
莫非真的是天命难违，大汉气数已尽，老天绝不能让大汉有第三次咸鱼翻身的机会，这才给了武乡侯一板砖，让他出现了瞬时脑震荡，从而酿成大错？若非这样，我还真不敢妄加评判孔明的无厘头行为。
再多句嘴，后来诸葛亮向后主刘禅自请处分，并不是高风亮节，非要替下属背锅，而是先生暂时性的脑震荡迅速恢复后，聪明的智商又重新占领了大脑，因此对自己的行为深感后悔，积极向领导认错。
当然，这么说无损诸葛亮高风亮节的伟岸形象。要知道，能够实事求是不甩锅，本身就很难能可贵，不必非要当背锅侠才会显得伟大。
实际上，武侯不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的确心胸宽广，从不嫉贤妒能，也不争功诿过，其品格之高，应与圣人无异。正是因为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所以人们才宁愿无视他能力上的不足，相信他真的“多智而近妖”，并逐渐将其神话。
但如果抛开对武侯的敬仰之情，客观还原历史的话，《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这位三国历史的第一人，对于诸葛亮的评价才是公允的。
陈寿说诸葛亮“可谓识治（治世）之良才，管（管仲）、萧（萧何）之亚匹也（稍逊但可媲美）”，然而“应变将略（领兵打仗随机应变），非其所长欤。”
一句话，诸葛亮当丞相绝对顶级，但打仗嘛，其实就不是那么牛X了。究其原因，还是性格使然，谨慎有余，魄力不足，关键时候会错失良机。
这样看来，诸葛孔明，有时未必明。
